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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斗争运动往往需要界线分明，容不得一丝的犹豫，王瑶的表态多少显得摇摆不定，他对落后教授章廷谦无原则的附和自然招致系总支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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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对自己参与学术批判运动多少感到有些无奈和被迫，在1955年4月10日民盟区委扩大会议上他就坦率承认：“我最初为了表明态度，所以不能不发言，很被动，可以说是被推上前线的。总感到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价值，不如登在学报上能永垂不朽。”他说，参加斗争以后，才发现过去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版本考据等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性，现在才体会到哪些学术工作才是人民需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开始写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时，按时兴体例，时常用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句式，初写时很不习惯，觉得有些肉麻，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才觉得到了前线就不能不承认自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进步：“这好像做了民兵以后，慢慢也就习惯做正规军了。由于现在我能够从正面来叙述意见，就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觉得考虑问题、写文章都有了进步。”（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王瑶自以为写文章大有进步，并且有正规军、当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感觉，实际上这与校、系党组织对他的内部评价有相当大的距离，与他的良好判断之间存有严重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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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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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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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你们党员有寄托，我就是为名利，在学术上谋一地位，不然我还做什么。”教学极不认真。（见1954年7月高校党委宣传部《北大、清华教授中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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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说：“过去搞革命你们上山沟，我们搞学问，这条路也没走错。革命靠你们领导，建设就得靠我们。”（见1957年3月21日高校党委《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上的五种不正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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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助教的培养上，他们以个人名利引诱青年，如王瑶等人找助教合写文章，“我得名，你得利”。（见1958年4月北大中文系总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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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渊（北大党委副书记）说：王力、王瑶、汤佩松，他们基本论点：一切人都是自私自利。把知识当作商品，一分钱一分货。王瑶说，解放前后我们变化，金圆券变成人民币，适应环境。王瑶到处宣传一万元真过瘾，解放前书出了许多错误，在解放后出版。高教部委任他们搞教材，结果不搞，自己搞私货。他们和党对立，耍两面手法。（见1958年5月27日高校党委《北京高校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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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称：“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以此来说明王瑶的两面性和隐蔽性，显示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三心二意的政治态度。这句话顿时成了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连续两三年间被周扬、杨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报告中不断引用。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层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又把这句话引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报告中，更使王瑶这句名言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广泛知晓。郑天翔做此报告的主旨之一就是强烈抨击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高级知识分子脑子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他们中有不少市侩主义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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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瑶为例延伸开来，该报告还刻意描述了知识分子出书、拿稿费的过程，以此谴责他们争名夺利的市侩行径：“（王瑶这类旧知识分子）成天写文章，拿稿费。写文章的态度也极不严肃，为了多拿稿费，故意拉得又长又臭，想落得名利双收。写文章、出书常常是赶行情、看风头，并且很善于和出版社讲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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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初春，党内对高校“双反”运动已有不少议论和反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依然坚持认为1958年对资产阶级教授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击破了资产阶级教授学术的垄断和欺骗，揭露了许多没有知识的骗子”。用词之重之偏，显见高层对旧式教授的成见之深、敌意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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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1957年鸣放时王瑶、游国恩等老教师并没有适时暴露反动言行，因而缺乏划右派的硬性条件，只是被内部定为“中右”。他们有幸逃过一劫，但所在的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却近乎全军覆没，13个助教中就有10个划为右派。校党委内部讨论认定，助教及学生被毒害变质，王瑶等旧教员不能辞其咎。证据之一就是，系里部分研究生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王瑶”，稿费多，“名气”大。有学生宣称要“15年赶上游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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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文系曾展开一场文学和语言划分专业的讨论，游国恩、王瑶等教研室骨干希望在分专业以后，所有的语言课都来为古典文学服务，即只开设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现代汉语被取消。系总支把这一举动视为旧教授“想把中文系拖回解放前国文系道路的严重复古主义企图”。总支看好的“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新课被挤到可怜的地位上，王瑶还极力主张这门课改为选修。这种排斥颇让总支负责干部不满，悄悄地记上一笔，归结到教学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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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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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双反”运动从1958年2月底开始酝酿，党委提出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战”。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3月10日全校动员以后，一天内贴出8万份大字报，三天内大字报上升到17万7千份。北大党委4月21日称，以往批评不得的老教授都被几十份以至几百份的大字报指名批评了，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许多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的得意门生翻箱倒柜，撕破脸揭底，把导师的肮脏东西都抖出来见阳光。（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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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指示，北大党委动员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自动缴械，向党交心，并且讲清：只要他们自动揭发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可以不按右派分子处理。北大为此推出了“谈心会”“交心会”的形式，校党委负责人称这是运动中出现的教授们喜欢、卸掉包袱的好方式。实际上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捉对混战，就是迫使有问题的教授“真正烧到痛处”，而且事后不少教授还不得不表态，“这次是要烧红不是要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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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摊牌大战中，首先向王瑶开火的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组织的鲁迅文学社，他们看到哲学系同学竟敢批判冯友兰等权威，于是也提出要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始学生多少有自卑的情绪：“人家是教授，我们才是二年级学生，怎么批判得了？”经过系总支的鼓励，文学社内展开了大辩论，最终他们决定分成七个小组，分工阅读王瑶的著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几次文代会文件为武器，大胆向权威挑战。不到一周，就集体写出七篇批判王瑶的论文。据系总支收集到的情况，王瑶阅读后虽然内心不服输，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同学们批判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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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教授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只能以多种自虐的方式自保。1958年8月，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发表《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一文，文章中披露，北大大多数教授情绪消沉，唯恐“学术”这个最后的资本被剥夺后，自己就完全被否定了，名誉和地位也将保不住。有的中右教授甚至主动要求党组织分配学生对他进行批判，让学生跟他们订批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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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北大这种斗争的奇观颇为赞赏，在1958年9月6日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讲话，认为学生自己起来革命了，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学校局面打开了，轰开了阵地。这对于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来文学史上也要写进去。他说：“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见高校党委办公室整理的周扬讲话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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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双反”运动高潮之际，中共高层对旧教授的蔑视、嘲讽已经不加掩饰了，在公开场合几番贬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讲道：“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不怕教授。”（大意）也有人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康生在1958年6月中宣部一次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予以全盘否定，其中点道：“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他甚至拿自身的爱好作为刻薄人的依据：“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不分轻重的轻蔑式点评，一经传达，势必使北大校园内斗争的狂飙愈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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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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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王瑶等人对1958年学术思想批判虽有意见，但不敢表露出来。直到1959年8月民盟、九三机关干部来北大访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游国恩抵触最大，根本不服输，还气呼呼地说：“领导上应该掌握，不要一棍子打死，批判要说理，不要用刺激字眼。”王瑶则小心地表示：“过去搞学术批判是破立问题，不一定一方面全对，老教师至今还有余痛。现在又提出向老教师学习，难免新仇旧恨一齐勾起来。现在教授之间很少谈心，像我们这样聊天，已经两年没有了。大家说我有顾虑，写文章少，大概就是有顾虑，文章就是不好写。”（见1959年8月22日市委大学部工作简报增刊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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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两三年后，1961年年初“神仙会”成了众人发牢骚的一种有效形式，王瑶的发言显目但依旧不失分寸。到了5月份中宣部召开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作为特邀专家、党外教授，在会上颇受礼遇，多方鼓舞之下，游国恩、王瑶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被引爆，留下的发言记录多达数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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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认为，1958年“双反”运动追求不必要的尖锐，批判者以正面人物自居，盛气凌人，开口就是你这个资产阶级如何如何，使人接受不了。相比之下，王瑶从容展开，叙述有据，逻辑性强，极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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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学生社会活动多，学得不好；脱离政治的，学得好，因此就规定打‘表现分’。考试前同学先要复习提纲，然后又要指明重点，有了重点，又要求先生讲出简明扼要的答案。我们不敢出偏题，出个题目是重点而又重点，又都是理论化。因此考试成绩总是五分，可是他们学了文学史，可以不知道律诗是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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