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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向上汇报说，由于教师工作紧张，精神负担重，他们的健康状况有转坏趋向，如中文系教授吴组缃、王瑶两人的肺病加重了。但对于身体一时之伤，王瑶倒不以为然，对新老教师之间的持续隔阂、斗争深表忧郁，他称自己为“被提意见的阶级”，思想老是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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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北京高校党委在一份内部报告中也表示，“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党员与非党行政干部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且有不少青年讲师、助教与老教授的关系相当恶劣。”报告中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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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思想改造后，多数年轻教师则认为老教授历史复杂，政治落后，业务不行，因之在教学工作中一遇到问题总想用“三反”时老办法向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常常笼统地轻率地指责批评他们这里思想性不够，那里立场不稳，这是唯心论，那是反马列主义。有的助教对教授所编写的讲义稿，不经同意就拿过来涂改一番，不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一些科学知识，反认为与他们泡太花时间，泡不起，有的不愿理他们，在路上见到即远远避开。（见1953年9月《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继续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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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王瑶与家人在清华大学北院住所后院（当时正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稿，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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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青年教师认为，老教授的毛病根深蒂固，难于改造。即使改造过来也是小脚放大脚，总不如天足好。北大党委张群玉在1953年4月12日党团干部会议上归纳说：“党团员对旧知识分子政治上、业务上看不起，只看到其落后一面，认为‘这些人不过如此而已’。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年纪比较大的教员认为门前冷落，有个别教授为了联系群众，过节时到处找学生拜年。”北大党委发现，中文系年轻党团员教师对旧教授一概否定、排斥，因为觉得一接近会使人受毒。中文、历史两系的一些教授对此深为不满，带头闹情绪，找别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校党委派人访问时，林庚说：“除于效谦外，与系中其他党团员还不能做到相谈时无戒心。”王瑶直接表态：“党员与我们相处不那么真心。”（见1953年5月《北京大学贯彻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后各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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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政治歧视带来的教学紧张，加上评薪的不满，王瑶等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对近邻、稍显安静的北大文学研究所有一种别样的向往，私下里偶尔流露愿去那里从事研究。市高校党委从几个渠道得知这一细小的动向，马上敏感地向市委汇报此情况。（见1953年9月7日《北大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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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思想运动先后启动，北大中文系总支开列了一批能写批判文章的作者名单，王瑶排在最后一位。他参与运动时持一种不即不离、含糊不清的态度，让系总支一时难以判明。在市高校党委会一期动态简报中，记载了王瑶与同系章廷谦教授（川岛）的一小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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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王瑶接着说：“任何问题，一加上马克思主义就有问题，我们就是不会掌握它。”章认为：“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又说：“我虽曾和胡适有过来往，那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思想影响并没有什么，因为我和鲁迅比胡适更密切。”……章对王瑶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王良久未作答复，最后说：“是呀。”（见1954年12月8日《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王瑶对学术讨论的一些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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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斗争运动往往需要界线分明，容不得一丝的犹豫，王瑶的表态多少显得摇摆不定，他对落后教授章廷谦无原则的附和自然招致系总支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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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对自己参与学术批判运动多少感到有些无奈和被迫，在1955年4月10日民盟区委扩大会议上他就坦率承认：“我最初为了表明态度，所以不能不发言，很被动，可以说是被推上前线的。总感到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价值，不如登在学报上能永垂不朽。”他说，参加斗争以后，才发现过去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版本考据等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性，现在才体会到哪些学术工作才是人民需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开始写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时，按时兴体例，时常用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句式，初写时很不习惯，觉得有些肉麻，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才觉得到了前线就不能不承认自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进步：“这好像做了民兵以后，慢慢也就习惯做正规军了。由于现在我能够从正面来叙述意见，就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觉得考虑问题、写文章都有了进步。”（见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王瑶自以为写文章大有进步，并且有正规军、当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感觉，实际上这与校、系党组织对他的内部评价有相当大的距离，与他的良好判断之间存有严重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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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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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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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你们党员有寄托，我就是为名利，在学术上谋一地位，不然我还做什么。”教学极不认真。（见1954年7月高校党委宣传部《北大、清华教授中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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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说：“过去搞革命你们上山沟，我们搞学问，这条路也没走错。革命靠你们领导，建设就得靠我们。”（见1957年3月21日高校党委《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上的五种不正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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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助教的培养上，他们以个人名利引诱青年，如王瑶等人找助教合写文章，“我得名，你得利”。（见1958年4月北大中文系总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在教学及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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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渊（北大党委副书记）说：王力、王瑶、汤佩松，他们基本论点：一切人都是自私自利。把知识当作商品，一分钱一分货。王瑶说，解放前后我们变化，金圆券变成人民币，适应环境。王瑶到处宣传一万元真过瘾，解放前书出了许多错误，在解放后出版。高教部委任他们搞教材，结果不搞，自己搞私货。他们和党对立，耍两面手法。（见1958年5月27日高校党委《北京高校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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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称：“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以此来说明王瑶的两面性和隐蔽性，显示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三心二意的政治态度。这句话顿时成了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连续两三年间被周扬、杨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报告中不断引用。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层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又把这句话引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报告中，更使王瑶这句名言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广泛知晓。郑天翔做此报告的主旨之一就是强烈抨击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高级知识分子脑子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他们中有不少市侩主义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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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瑶为例延伸开来，该报告还刻意描述了知识分子出书、拿稿费的过程，以此谴责他们争名夺利的市侩行径：“（王瑶这类旧知识分子）成天写文章，拿稿费。写文章的态度也极不严肃，为了多拿稿费，故意拉得又长又臭，想落得名利双收。写文章、出书常常是赶行情、看风头，并且很善于和出版社讲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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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初春，党内对高校“双反”运动已有不少议论和反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依然坚持认为1958年对资产阶级教授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击破了资产阶级教授学术的垄断和欺骗，揭露了许多没有知识的骗子”。用词之重之偏，显见高层对旧式教授的成见之深、敌意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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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1957年鸣放时王瑶、游国恩等老教师并没有适时暴露反动言行，因而缺乏划右派的硬性条件，只是被内部定为“中右”。他们有幸逃过一劫，但所在的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却近乎全军覆没，13个助教中就有10个划为右派。校党委内部讨论认定，助教及学生被毒害变质，王瑶等旧教员不能辞其咎。证据之一就是，系里部分研究生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王瑶”，稿费多，“名气”大。有学生宣称要“15年赶上游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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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文系曾展开一场文学和语言划分专业的讨论，游国恩、王瑶等教研室骨干希望在分专业以后，所有的语言课都来为古典文学服务，即只开设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现代汉语被取消。系总支把这一举动视为旧教授“想把中文系拖回解放前国文系道路的严重复古主义企图”。总支看好的“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新课被挤到可怜的地位上，王瑶还极力主张这门课改为选修。这种排斥颇让总支负责干部不满，悄悄地记上一笔，归结到教学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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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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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双反”运动从1958年2月底开始酝酿，党委提出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战”。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3月10日全校动员以后，一天内贴出8万份大字报，三天内大字报上升到17万7千份。北大党委4月21日称，以往批评不得的老教授都被几十份以至几百份的大字报指名批评了，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许多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的得意门生翻箱倒柜，撕破脸揭底，把导师的肮脏东西都抖出来见阳光。（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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