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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内上下折腾、博弈这么久,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上任也只是单一的统战意义,其职责明显是象征、边缘和虚拟的。北大党委向上级汇报时还谈及新任副校长上任后的积极状态:“最近几位新任副校长到职以后,分工领导各系,已分别到各系了解情况。每周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一次,研究解决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傅鹰、魏建功、王竹溪表现都很积极,肯提意见。”(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期)这种“拉郞配”的新官上任纯属表演性质,新官们也心知肚明地适应了这种摆设的作用。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三是在校几十万大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培养,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四是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对党员起码的要求应是对党忠诚,但很多年青党员不是这样。”这种刺耳的内容当是主事者不愿多听的,明显没有人在会场大胆接茬,也无人愿意此时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简报里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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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0日北大党委邀请几位副校长座谈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难言的麻烦问题。傅鹰没讲多少客套语,一上来就当面批评党委:“三年来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与中央的期望大大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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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说话就爱举例,举的例子多是学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直指校委会、系委会留存的弊端,带有明显的刺人味道,党委诸位还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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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对中央政策体会得很不够。在系里政治学习收获不大,大家坐在一起先相对无言,然后总支书记发言,大家揣摩风往哪里刮也跟着刮。许多人心里有几篇草稿,看书记怎么说,就拿出那一篇来。这样不一定能体会到中央政策,甚至体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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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业务问题党委也应抓,凡是重大的问题党委就得抓,如我校理科六年制培养出的学生应是什么规格?如和五年制一样,为什么比人家慢?产品规格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党委抓,否则各系、各教研室就可以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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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校委会的缺点是“会而不议”,往往拿着油印文件念上一念,字句上改动改动就算了。五年制改六年制,许多人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改了。搬家是大事,也只宣布了一下。这些事校委会应知道而且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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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委会也是“会而不议”,大家以为总支书记就代表党,他一说话就不得不同意,因此不能集思广益。其实有人对一件事的办法不赞成,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不赞成,一引申就变成不得了的事,弄得人不敢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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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总支书记之间也互相不了解。总支有什么事不和其他人商量,我们有什么事也不与组织上谈。彼此不甚了解,就去揣摩,出了好些不好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似乎不能交朋友,见面只有在会议上,如何能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党委今后应下前线,了解实际情况,不但要下厨房,也要下到一些人的客厅。(见1962年2月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4期《傅鹰对学校党的领导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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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大党政系统而言,行政系统跛脚厉害,陆平双兼党政一把手,习惯性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具体工作,很少直接领导、联络系主任。据北大自己公布的工作流程看,向系里布置事务大都由党员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出面,而且一般总是找总支书记或党员副系主任,很少召开系主任会。1958年明确宣布实行系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以后,系行政工作已由总支包揽,总支主要抓党员系主任,非党系主任实际上被置放在一边。如果不获党的系统认可和推力,单纯靠非党系主任开展工作近乎不可能。(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北大贯彻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规定的情况》)因此,傅鹰所描述的校、系委会“会而不议”现象为真实的事实,校党委当然了解其中的运作内情,他们已经习惯、倚靠总支独大的生硬领导体制,对傅鹰的嘲讽般批评也只有默然和苦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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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很多人为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争得不可开交,傅鹰对此觉得“无聊至极”。他的发言锋芒还是指向北大偏多,认为“北大就没有一点承认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精神”,说:“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指与一指,也不知哪是九指?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他赞同周恩来报告中的说法,由此谈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如果多听群众意见,缺点是可以少犯或早些克服的。缺点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说在当时是非犯不可的。”他甚至直率地表态:“不搞运动,可以同样培养出人材而没有那么大的损失。”说到这个深层次,难免已有几分犯忌和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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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屈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账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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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锦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可这只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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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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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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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1914年出生,山西省平遥人。1934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43年至1946年为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专著《中国新文学史稿》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受批判。1978年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是第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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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文件中的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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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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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市高校院系调整前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中共高层一直认为各高校的中共基层组织还是显得不够强势。1952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认定北京高校“思想上乱,组织上乱,党忙乱”,决意成立市高校党委会,统一领导并进一步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1月23日上午市高校党委会宣告成立,新任命的高校党委书记李乐光做了发言,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讲话中首先就点到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王瑶的名字,说在1952年教改之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还说“北大教授吴组缃、浦江清彷徨几分钟才上课,高名凯上课前发呆”。(见《李乐光同志在大学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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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官方资料中记载王瑶的最早记录之一,从那时开始,作为重点系重点人物,有关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以此为高层领导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提供第一手素材。这种费力费神的党内系统工作汇报,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文革”期间另论),有的时候是在王瑶不知晓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在北大中文系,关注对象还扩展到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名教授,他们的诸多言论和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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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后几年,在官方文件里所出现的王瑶,多是被描绘成顾虑重重、心机颇深,甚至有点玩世不恭。譬如说他教课为了迎合进步,牵强附会过多,不敢负责。他说:“我讲的课都是伟大作家的作品,引证伟大作家的批评,这样四平八稳,错了也是别人的,用不着自己检讨。”当时林庚反映,“三反”之后,先生上课有如惊弓之鸟,就怕学生递条子。吴组缃说自己:“上课时两把冷汗,下课时满头大汗。”而王瑶则不同,却忧政策之困扰,他举例说,世界文学好教,只要史料加马列主义就行了,现代文学不仅要史料、马列主义,而且还有政策,那就难了。他对茅盾、老舍、李广田等人作品有意见,但是不好批评,怕违反政策。(见1953年2月1日高校党委《北京大学教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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