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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初春，党内对高校“双反”运动已有不少议论和反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依然坚持认为1958年对资产阶级教授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击破了资产阶级教授学术的垄断和欺骗，揭露了许多没有知识的骗子”。用词之重之偏，显见高层对旧式教授的成见之深、敌意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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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1957年鸣放时王瑶、游国恩等老教师并没有适时暴露反动言行，因而缺乏划右派的硬性条件，只是被内部定为“中右”。他们有幸逃过一劫，但所在的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却近乎全军覆没，13个助教中就有10个划为右派。校党委内部讨论认定，助教及学生被毒害变质，王瑶等旧教员不能辞其咎。证据之一就是，系里部分研究生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王瑶”，稿费多，“名气”大。有学生宣称要“15年赶上游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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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文系曾展开一场文学和语言划分专业的讨论，游国恩、王瑶等教研室骨干希望在分专业以后，所有的语言课都来为古典文学服务，即只开设古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现代汉语被取消。系总支把这一举动视为旧教授“想把中文系拖回解放前国文系道路的严重复古主义企图”。总支看好的“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新课被挤到可怜的地位上，王瑶还极力主张这门课改为选修。这种排斥颇让总支负责干部不满，悄悄地记上一笔，归结到教学方向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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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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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双反”运动从1958年2月底开始酝酿，党委提出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战”。经过两周的准备阶段，3月10日全校动员以后，一天内贴出8万份大字报，三天内大字报上升到17万7千份。北大党委4月21日称，以往批评不得的老教授都被几十份以至几百份的大字报指名批评了，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许多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蚀的得意门生翻箱倒柜，撕破脸揭底，把导师的肮脏东西都抖出来见阳光。（见《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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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指示，北大党委动员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自动缴械，向党交心，并且讲清：只要他们自动揭发和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可以不按右派分子处理。北大为此推出了“谈心会”“交心会”的形式，校党委负责人称这是运动中出现的教授们喜欢、卸掉包袱的好方式。实际上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捉对混战，就是迫使有问题的教授“真正烧到痛处”，而且事后不少教授还不得不表态，“这次是要烧红不是要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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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摊牌大战中，首先向王瑶开火的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组织的鲁迅文学社，他们看到哲学系同学竟敢批判冯友兰等权威，于是也提出要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开始学生多少有自卑的情绪：“人家是教授，我们才是二年级学生，怎么批判得了？”经过系总支的鼓励，文学社内展开了大辩论，最终他们决定分成七个小组，分工阅读王瑶的著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和几次文代会文件为武器，大胆向权威挑战。不到一周，就集体写出七篇批判王瑶的论文。据系总支收集到的情况，王瑶阅读后虽然内心不服输，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同学们批判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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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教授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只能以多种自虐的方式自保。1958年8月，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发表《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一文，文章中披露，北大大多数教授情绪消沉，唯恐“学术”这个最后的资本被剥夺后，自己就完全被否定了，名誉和地位也将保不住。有的中右教授甚至主动要求党组织分配学生对他进行批判，让学生跟他们订批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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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北大这种斗争的奇观颇为赞赏，在1958年9月6日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讲话，认为学生自己起来革命了，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学校局面打开了，轰开了阵地。这对于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来文学史上也要写进去。他说：“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见高校党委办公室整理的周扬讲话记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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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双反”运动高潮之际，中共高层对旧教授的蔑视、嘲讽已经不加掩饰了，在公开场合几番贬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讲道：“要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不怕教授。”（大意）也有人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康生在1958年6月中宣部一次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予以全盘否定，其中点道：“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他甚至拿自身的爱好作为刻薄人的依据：“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不分轻重的轻蔑式点评，一经传达，势必使北大校园内斗争的狂飙愈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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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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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王瑶等人对1958年学术思想批判虽有意见，但不敢表露出来。直到1959年8月民盟、九三机关干部来北大访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游国恩抵触最大，根本不服输，还气呼呼地说：“领导上应该掌握，不要一棍子打死，批判要说理，不要用刺激字眼。”王瑶则小心地表示：“过去搞学术批判是破立问题，不一定一方面全对，老教师至今还有余痛。现在又提出向老教师学习，难免新仇旧恨一齐勾起来。现在教授之间很少谈心，像我们这样聊天，已经两年没有了。大家说我有顾虑，写文章少，大概就是有顾虑，文章就是不好写。”（见1959年8月22日市委大学部工作简报增刊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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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两三年后，1961年年初“神仙会”成了众人发牢骚的一种有效形式，王瑶的发言显目但依旧不失分寸。到了5月份中宣部召开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作为特邀专家、党外教授，在会上颇受礼遇，多方鼓舞之下，游国恩、王瑶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被引爆，留下的发言记录多达数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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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国恩认为，1958年“双反”运动追求不必要的尖锐，批判者以正面人物自居，盛气凌人，开口就是你这个资产阶级如何如何，使人接受不了。相比之下，王瑶从容展开，叙述有据，逻辑性强，极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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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学生社会活动多，学得不好；脱离政治的，学得好，因此就规定打‘表现分’。考试前同学先要复习提纲，然后又要指明重点，有了重点，又要求先生讲出简明扼要的答案。我们不敢出偏题，出个题目是重点而又重点，又都是理论化。因此考试成绩总是五分，可是他们学了文学史，可以不知道律诗是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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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过去先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学生谈自己的体会，现在要我与学生个别接触，就存在戒备，说不定那一次接触，他说你给他散布了资产阶级影响，要来批判你。两个人的谈话又无从查对，反正学生总是对的，你只有检讨权，没有解释权，而且是越解释越糟糕。原来是三篇文章批判你，一解释就会有三十篇。有的学生会上批判你，会后又来向你解释，说是因为有了压力才批判的，弄得你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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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举了几个难忘的例子，来说明情感难以平服的程度。一是批胡风的会议上，王瑶自称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有同学当场指责：“你算什么无产阶级？”这让觉得已投降无产阶级的王瑶无地自容；二是上课时王瑶一次无意中提到张瑞芳、崔嵬，习惯称之为“电影明星”，同学们一听炸了，说是不尊重人民演员，应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表露；三是先生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先生何时交多少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修改先生的稿件，这些事王瑶都一一顺从，到了最后学生还要强迫先生回答：“你对改的有什么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这就强人所难，让王瑶有一种屈辱的“被告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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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教授委婉地辩解说：“老教师出身不好，是资产阶级学者，但解放已十一年了，他们也都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工作，到底是否还有资产阶级观点，可以调查研究一下。”高名凯教授委屈地说道：“现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空气，只要谁一受批判就一钱不值了。知识分子就是有点学问，学问上完了，也就完了。先生的意见只要遭到同学反对，往往不会坚持，或者点头称是，或者沉默不语。老年人一说话，学生总是先考虑‘你是资产阶级’，对老教师没有信仰。”王瑶接着说：“目前大学的学术空气不浓，老教师力求稳妥，力求不犯错误，这是妨碍学术发展的。《红旗》社论说，学术问题应当允许犯错误。这一条能认真贯彻就好了。以往一个问题的争论总有一方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己要坚持真理，很不容易，也没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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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渴望在学校能存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气氛，他要在场的领导表态，能否在基础课教学中讲自己的看法？他对目前的学生受教能力颇为怀疑，深感学生已有僵化、单一的思维，业务水平直线下降。他举了一个实际例子来引证学生的学习缺陷和简单化：“青年人在评论作品时有三多，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人民性，三是局限性。”（以上均见1961年5月8日《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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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春甄别时，是否在大会上向群众交代问题，中文系总支有些犹豫不决，但市委大学部逼迫各校所有系总支必须交代甄别结果，要求各系坚决、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中文系总支来人征求王瑶意见，他先谨慎地答道：“知识分子有过多的敏感，在群众中一谈，好像是‘平反’，不好。”总支提出可以用总结工作的形式来谈时，王瑶也表示同意，说：“总结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在政治上自洁的游国恩对公开甄别的方式表示反对，他说：“还在群众中谈什么？难道运动对我有什么损失？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呢？”在甄别会举行时他主动请假不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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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文学史教研室有些非党积极分子生怕否定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的成绩，不认可甄别提纲的一些提法，他们提到的一点是：“说王瑶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抹杀党的领导’并不过分。”坚决不同意甄别提纲中说这一点“提得过高了”。系总支在开会前紧急地删掉了这一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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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预料，聚集两派观点的甄别会形成顶牛的局面。章廷谦教授指责系里有些人为“打手”，导致一部分与会者与之争执。王瑶两次发言中谈到运动中的缺点时，情绪比较激动，带着一股怨气说：“当时只有批评者发言的权利，没有被批评者发言的权利。学生还骂我说，‘你是资产阶级教授，在书中还自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羞不羞？’难道我愿意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对？但当时也不敢反驳。”面对会场上的僵局和怒气，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会上承认：“当时批判是有些简单化的地方，对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批判简单化的地方更多一些。”会场的空气这才逐渐和缓下来，王瑶的表情才略显轻松。（见1962年3月14日大学部简报《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向本系教师交代对王力等教授甄别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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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王瑶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前（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