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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此次甄别到了中文系层次还是有大事化小之嫌，对于过火的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在群众中交代时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地方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有些地方简单粗糙”。市委大学部在简报中都觉得“这样的交代不够彻底”。甄别后一段时间，王瑶一反几年的消沉，主动向研究生指定阅读书目。游国恩、王瑶等人上课时，座无虚席。市委大学部夏瑜来系里调查，欣喜地发现一些新的变化：“游国恩教授被批判后，心灰意懒，很少提起他的《楚辞》，现在和青年教师谈《楚辞》，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并已写出两篇论文，做了几次学术报告。王瑶副教授主动检查研究生的学习笔记，有时晚上、星期天还作辅导。”（见1962年4月6日大学部简报《北大党外教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眼见昔日挨批对象重新“红火”，系里积极分子担心青年师生又会对他们产生迷信，有些人跑去问总支：我们和王瑶这些人之间究竟还有没有两条道路斗争？我们应当硬一点，不要像甄别时那么软。总支当时只能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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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5年1月，教育界风雨欲来，王瑶又成了既定、习而熟之的斗争靶子。这位1935年曾经入党、1937年脱党的学者被戴上“一贯追求个人名利、满腹牢骚对党不满”的铁定帽子，罪名之一是“蓄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实际上1962年后王瑶已很少给学生授课，他自己也觉得搞现代文学史“风险大”，对本科学生讲课仍不敢讲自己的见解，以后有机会还是去搞古典文学史，可以免掉诸多政治性顾虑。他只是在1963年给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做过几次辅导，1964年在新疆大学讲过鲁迅、五四散文、曹禺等专题，但仍然被人从中找到“不满情绪”的证据。（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中的1963年王瑶才由副教授提升为三级教授，升级之不易多少看出一点政治性怠慢。1958年内部曾有中右分子提级缓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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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最大胆放言的当属1963年4月给本系研究生做辅导之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约有几万字，批判者轻易地就可以扒拉到成堆的“思想罪证”。譬如王瑶说，1958年对巴金的批判过火了，批判巴金，只剩了《家》，对《家》的评价过低，实际巴金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又如，王瑶对瞿秋白、鲁迅的早期散文三言两语，而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冰心、郁达夫等人捧得很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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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晦暗的时候，王瑶已经提及“曹禺解放后没有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的原因，敢于直面，无所顾虑，这是多么犯忌、惹祸的超前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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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第一，曹禺解放后受了题材的限制，写自己熟悉的地主家庭没现实意义，作家也不愿写，但对新的又不了解；第二，曹禺很受拘束，总是挖得不深，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感到压力大，较紧张。对党的政策有顾虑，对自己过多地否定过多地修改，写的人物束手束脚，人家怎么讲就怎么改，例如《胆剑篇》引不起人的激动，怕对勾践肯定得太多，像论文一样，分析正确了，但不能给人带来艺术的激动，作家太拘束了，有畏缩情绪；第三，艺术形式限制了他的才华。曹禺对悲剧艺术形式有研究，新社会能否写悲剧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曹禺没写过正剧与喜剧，又不能写悲剧；第四，没有创作冲动。曹禺认为在新社会里作家应该写的和能写的存在着矛盾，拿不准，没有创作冲动。（见市委大学部1965年1月15日《教育界情况》第28期《王瑶在讲课中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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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几个相关部门很快注意到王瑶的这个言论，归纳为“王瑶借为曹禺鸣不平来发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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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不平”、“不满情绪”，这就是畸形年代主政者最容易给王瑶贴上的政治标签，这些可怕的“评论”随手一拈，能让重负者在愈演逾烈的风暴眼中蹒跚而行，迹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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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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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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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遗传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1911年5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后任南京、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教师，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技士。1945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修并访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系主任。1970年随校搬迁至陕北，在洛川、清泉坚持进行小麦育种。1972年随校迁回北京，先后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1985年12月15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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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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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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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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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出没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凭着出众的选种专业能力，他选育的优良品种直接让广大麦农受益，让土质情况并不良好的华北地区的小麦收成有了保障。据1957年3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评估，他培育的品种已经推广到170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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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业大学党委一直把蔡旭视为“和党有距离”的思想落后教授，使用时暗地里控制，借着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有一任党委书记曾经极为蔑视地说，蔡旭能育出好种，就是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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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掀起学习苏联教学大纲的热潮，学校里团员教师认为，在学习苏联教材后教授们也同样很多地方也不懂，也需要从头学起，在苏联教学大纲面前，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提出：“有了苏联专家，我们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蔡旭在那段时日积极参与小麦选种，从试验结果看，他负责的小麦品种比华北农科研究所还要好一些，已被华北农业部门采用。但在苏联专家占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整个环境带有极强的政治歧视性，他的处境孤零、失重，内心的失落感是颇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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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米丘林派和莫尔干派之间相争抹上政治色彩后，蔡旭和另一位知名玉米选种教授李竞雄被校方列入莫尔干派，认定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米丘林学派，暗中却十分抗拒。有趣的是，蔡旭反而说自己这一套就是米丘林派。校方不认可蔡的表态，采取了变相封杀的一系列措施。农学系掌握实权的党员副主任姜秉权跟系里青年团员教师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批判后说是从头学起，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姜秉权不愿让蔡旭教书，让讲师刘中宣去教蔡旭所开的课，变相停了蔡旭的课，而刘中宣过去因故被管制，刚解除半年，就因为刘向系总支高调表示学习苏联而被姜秉权选中。（见1953年4月18日市高校党委《高等学校党团员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在当时还不算严厉的政治环境中，蔡旭在政治、业务上竟然不如一个曾被管制的年轻讲师，此举招致系里不少教员的不满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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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春著名遗传专家、蔡旭的前任李竞钧不堪重压悄然去国不归，此事波及海外学界，议论多为负面，令中共高层震怒。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之下，把领导方法粗暴的农业大学党政一把手、延安时期农业领导者乐天宇调离。“乐天宇事件”本是纠左性质，情理上学校后任领导应引以为戒，但后任几届领导都带有天然的极左倾向，对高级知识分子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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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文化人出身的华东局施平从上海调来北京，出任农业大学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他做事平稳，形象相对谦和，一到校颇受教授们的认同。蔡旭、李竞雄、沈其益三位校内著名右倾教授到了施平家中诉苦，一一细说党总支压制打击的具体事例，谈到深夜十二点，三位教授都流出眼泪。1959年11月反右倾运动中，已不获上级信任的施平被迫做检查报告，在11月29日第四次检查报告回忆当时情景：“我一到校，受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包围、哭诉……他们三人在我家谈到深夜，三人都哭了，把我的心都哭软了。我认为办学校靠教授，把这些人搞翻了，我很恼火，要整党总支这些同志。这场斗争使进步力量受到很大打击，得到教授喝彩。”（见1959年11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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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平让农学系总支姜秉权向教授们承认错误，党总支要请求处分，公开检讨。但系总支始终不愿向教授们承认犯了原则性错误，施平总是觉得不满意，但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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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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