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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说：“过去先生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学生谈自己的体会，现在要我与学生个别接触，就存在戒备，说不定那一次接触，他说你给他散布了资产阶级影响，要来批判你。两个人的谈话又无从查对，反正学生总是对的，你只有检讨权，没有解释权，而且是越解释越糟糕。原来是三篇文章批判你，一解释就会有三十篇。有的学生会上批判你，会后又来向你解释，说是因为有了压力才批判的，弄得你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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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举了几个难忘的例子，来说明情感难以平服的程度。一是批胡风的会议上，王瑶自称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有同学当场指责：“你算什么无产阶级？”这让觉得已投降无产阶级的王瑶无地自容；二是上课时王瑶一次无意中提到张瑞芳、崔嵬，习惯称之为“电影明星”，同学们一听炸了，说是不尊重人民演员，应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表露；三是先生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先生何时交多少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修改先生的稿件，这些事王瑶都一一顺从，到了最后学生还要强迫先生回答：“你对改的有什么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这就强人所难，让王瑶有一种屈辱的“被告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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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教授委婉地辩解说：“老教师出身不好，是资产阶级学者，但解放已十一年了，他们也都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工作，到底是否还有资产阶级观点，可以调查研究一下。”高名凯教授委屈地说道：“现在客观上形成一种空气，只要谁一受批判就一钱不值了。知识分子就是有点学问，学问上完了，也就完了。先生的意见只要遭到同学反对，往往不会坚持，或者点头称是，或者沉默不语。老年人一说话，学生总是先考虑‘你是资产阶级’，对老教师没有信仰。”王瑶接着说：“目前大学的学术空气不浓，老教师力求稳妥，力求不犯错误，这是妨碍学术发展的。《红旗》社论说，学术问题应当允许犯错误。这一条能认真贯彻就好了。以往一个问题的争论总有一方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己要坚持真理，很不容易，也没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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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渴望在学校能存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气氛，他要在场的领导表态，能否在基础课教学中讲自己的看法？他对目前的学生受教能力颇为怀疑，深感学生已有僵化、单一的思维，业务水平直线下降。他举了一个实际例子来引证学生的学习缺陷和简单化：“青年人在评论作品时有三多，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人民性，三是局限性。”（以上均见1961年5月8日《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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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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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春甄别时，是否在大会上向群众交代问题，中文系总支有些犹豫不决，但市委大学部逼迫各校所有系总支必须交代甄别结果，要求各系坚决、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中文系总支来人征求王瑶意见，他先谨慎地答道：“知识分子有过多的敏感，在群众中一谈，好像是‘平反’，不好。”总支提出可以用总结工作的形式来谈时，王瑶也表示同意，说：“总结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在政治上自洁的游国恩对公开甄别的方式表示反对，他说：“还在群众中谈什么？难道运动对我有什么损失？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呢？”在甄别会举行时他主动请假不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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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文学史教研室有些非党积极分子生怕否定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的成绩，不认可甄别提纲的一些提法，他们提到的一点是：“说王瑶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抹杀党的领导’并不过分。”坚决不同意甄别提纲中说这一点“提得过高了”。系总支在开会前紧急地删掉了这一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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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预料，聚集两派观点的甄别会形成顶牛的局面。章廷谦教授指责系里有些人为“打手”，导致一部分与会者与之争执。王瑶两次发言中谈到运动中的缺点时，情绪比较激动，带着一股怨气说：“当时只有批评者发言的权利，没有被批评者发言的权利。学生还骂我说，‘你是资产阶级教授，在书中还自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羞不羞？’难道我愿意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对？但当时也不敢反驳。”面对会场上的僵局和怒气，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会上承认：“当时批判是有些简单化的地方，对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批判简单化的地方更多一些。”会场的空气这才逐渐和缓下来，王瑶的表情才略显轻松。（见1962年3月14日大学部简报《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向本系教师交代对王力等教授甄别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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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王瑶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前（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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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此次甄别到了中文系层次还是有大事化小之嫌，对于过火的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在群众中交代时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有些地方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有些地方简单粗糙”。市委大学部在简报中都觉得“这样的交代不够彻底”。甄别后一段时间，王瑶一反几年的消沉，主动向研究生指定阅读书目。游国恩、王瑶等人上课时，座无虚席。市委大学部夏瑜来系里调查，欣喜地发现一些新的变化：“游国恩教授被批判后，心灰意懒，很少提起他的《楚辞》，现在和青年教师谈《楚辞》，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并已写出两篇论文，做了几次学术报告。王瑶副教授主动检查研究生的学习笔记，有时晚上、星期天还作辅导。”（见1962年4月6日大学部简报《北大党外教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眼见昔日挨批对象重新“红火”，系里积极分子担心青年师生又会对他们产生迷信，有些人跑去问总支：我们和王瑶这些人之间究竟还有没有两条道路斗争？我们应当硬一点，不要像甄别时那么软。总支当时只能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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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5年1月，教育界风雨欲来，王瑶又成了既定、习而熟之的斗争靶子。这位1935年曾经入党、1937年脱党的学者被戴上“一贯追求个人名利、满腹牢骚对党不满”的铁定帽子，罪名之一是“蓄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实际上1962年后王瑶已很少给学生授课，他自己也觉得搞现代文学史“风险大”，对本科学生讲课仍不敢讲自己的见解，以后有机会还是去搞古典文学史，可以免掉诸多政治性顾虑。他只是在1963年给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做过几次辅导，1964年在新疆大学讲过鲁迅、五四散文、曹禺等专题，但仍然被人从中找到“不满情绪”的证据。（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中的1963年王瑶才由副教授提升为三级教授，升级之不易多少看出一点政治性怠慢。1958年内部曾有中右分子提级缓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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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最大胆放言的当属1963年4月给本系研究生做辅导之时，学生们所记的笔记约有几万字，批判者轻易地就可以扒拉到成堆的“思想罪证”。譬如王瑶说，1958年对巴金的批判过火了，批判巴金，只剩了《家》，对《家》的评价过低，实际巴金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又如，王瑶对瞿秋白、鲁迅的早期散文三言两语，而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冰心、郁达夫等人捧得很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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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晦暗的时候，王瑶已经提及“曹禺解放后没有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的原因，敢于直面，无所顾虑，这是多么犯忌、惹祸的超前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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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第一，曹禺解放后受了题材的限制，写自己熟悉的地主家庭没现实意义，作家也不愿写，但对新的又不了解；第二，曹禺很受拘束，总是挖得不深，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感到压力大，较紧张。对党的政策有顾虑，对自己过多地否定过多地修改，写的人物束手束脚，人家怎么讲就怎么改，例如《胆剑篇》引不起人的激动，怕对勾践肯定得太多，像论文一样，分析正确了，但不能给人带来艺术的激动，作家太拘束了，有畏缩情绪；第三，艺术形式限制了他的才华。曹禺对悲剧艺术形式有研究，新社会能否写悲剧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曹禺没写过正剧与喜剧，又不能写悲剧；第四，没有创作冲动。曹禺认为在新社会里作家应该写的和能写的存在着矛盾，拿不准，没有创作冲动。（见市委大学部1965年1月15日《教育界情况》第28期《王瑶在讲课中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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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几个相关部门很快注意到王瑶的这个言论，归纳为“王瑶借为曹禺鸣不平来发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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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不平”、“不满情绪”，这就是畸形年代主政者最容易给王瑶贴上的政治标签，这些可怕的“评论”随手一拈，能让重负者在愈演逾烈的风暴眼中蹒跚而行，迹近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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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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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蔡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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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遗传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1911年5月12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后任南京、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教师，成都四川农业改进所技士。1945年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康奈尔大学进修并访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系主任。1970年随校搬迁至陕北，在洛川、清泉坚持进行小麦育种。1972年随校迁回北京，先后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校长、顾问。1985年12月15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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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