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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六十年代，在北京高校存在一个长久现象，就是凡是对教授有诚意、有相助之心的党委书记，往往最后总被视为“右倾”而落难，政治结局都不是太好。农业大学在北京是一个“左祸”厉害得出名的单位，施平做了几年书记就难以为继，逐渐控制不了学校大局。他与知识分子交好的温和举动不被上级喜欢，1959年底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批时，他自己检讨说：“在学术上帮资产阶级教授吹嘘，替他们争地位、争待遇，使他们改造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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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施平的到任及带有温和性质的施政，改善了蔡旭原本的困难处境，党委宣布从学术上给他摘掉了“反动”帽子，肯定了他科研成绩，安排他任市人民代表和系主任，使他解除了多年的困扰和顾虑，工作热情一度很高，并且提出入党的要求。在一份名为《农大教授蔡旭的思想是怎样进步的》的内部文件中，具体写出如何促使他进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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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原来是一个思想比较落后的教授，和党也有距离，经过党的工作和深入农村联系实际进行科研的结果，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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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生产实习以前，都向他反映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他分析研究，然后由蔡向学生作思想动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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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他到外校参观，他在参观东北、西北、山东等农学院之后，感到很有启发。回来后就提出要教师们创造直观教具，准备开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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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运动中派他做小组长，领导上有事就找他商量，教育他擦亮眼睛，划清敌我。（见1957年3月20日市高校党委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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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思想性的“进步”只能是短暂的，一逢剧烈的外在运动就根本无法持久。1958年大跃进运动深入之后，蔡旭就吃力地跟不上，从开始的迷糊到最后的怀疑，行动消极，再次被校党委树为“思想落后”的典型。此时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小麦王会师”事件：在一次跃进交流会上，作为“学堂小麦王”的蔡旭对会上推介的丰产经验再三挑剔，气得被称做“农民小麦王”的河南固城县一位劳模要他去那儿种五亩试验田来比个高低。市高校党委办公室杨朝俶1958年7月15日发自现场的报告称，蔡旭不愿去打“擂台赛”，对此昂然回答：“我只管总结经验，不管种试验田。”杨朝俶在报告中认为，这与哲学教授冯友兰所谓自己是足球教练，不管踢只管教，以维持自己的臭架子是一样的思想。（见1958年7月15日杨朝俶致高校党委常委《关于当前科学工作、科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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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王会师”事件影响颇大，康生、陈伯达多少怂恿、鼓动蔡旭去应战，连毛泽东都来打听此事的由来和结果。中共高层领导经常拿此做话题发议论，有的甚至编排小故事小场景，多有浓烈地嘲笑教授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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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对报上登载小麦亩产3530斤的记录是不相信的，当别人征求他意见时，他明确地表态：“对这点我尚有怀疑。”6月17日他接到一个毕业生徐宗贤的来信，说自己在河南看到所谓双千斤的丰产纪录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他看后更认为丰产纪录是不可靠的。作为有经验的“学堂小麦王”，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湖北谷城参观回来后悄悄地对助教说：“在外面看了半天，千斤还是在我们这儿。”这让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吕恒甲颇为恼火，在1958年7月市委教育会议发言中指名批判蔡旭的“狂妄无人”，高调指出：“总之资产阶级教授是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反过来自己则很骄傲的。”（见1958年7月吕恒甲发言稿《坚决贯彻中央的教育方针，彻底改变农业教学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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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甲在发言中指责蔡旭保守思想严重，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甘居下游。在搞丰产田制定指标和措施时，催促报小麦丰产田指标，蔡旭起初只提每亩750斤，后来参观了外面大跃进火热场面，回来后只是提高到1000斤。再让报第二年指标，蔡旭只肯提每亩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公开向他挑战亩产8000斤，他吓了一跳，无奈之下被迫应战，只好跟着说搞8100斤，仅仅比别人多100斤，这让校方大为不快，在党总支的再三逼迫下又涨到8500斤。紧接着青年教师出马高喊要搞万斤，目标直指名教授。蔡旭万般棘手，也只能极为勉强、配合式地表态说也要搞万斤。蔡旭等一些教授知道这种“放卫星”的方法不讲理，背地里忧心忡忡地议论道：“现在农民及青年教师提出的许多指标不过是说大话，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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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党委最为炫耀的是，“部分青年教师职员搞了一块白薯丰产田，连夜突击深耕三尺，施肥七层，每亩施底肥七万斤，做一尺五的高垅，密植，每垅种六到八行（一般垅只种一行），每亩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预计亩产五万斤。”一亩能插白薯秧一万七千株，简直让人下脚都很困难了。这种忽视种植规律、近乎胡闹的浮夸行为，居然作为先进经验速报到中央高层，这些令人晕眩的数字是会让高层欣喜不已的。而有田地经历的蔡旭自然能感受到其中的症结所在，他的担心、怀疑只能私下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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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党组织认为蔡旭在制定技术措施上也是极为保守的，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和衡量，一口咬定蔡旭所定万斤指标小麦需要的技术措施只能打9000斤小麦。别人提出应当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应当有两本账，应当按第二本账制定措施。而蔡旭则主张第二本账应当比第一本账低，这样才稳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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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上去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蔡旭勉强度日，应付了事，行事这样不适宜、不合拍，自然招致学校党委的强烈不满，把蔡旭怀疑高产卫星田与俞大绂怀疑水稻高粱杂交品种成功、李竞雄认为丰产田没有研究价值，同列为农业大学大跃进运动中“思想落后反动”教授最为典型的三大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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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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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斤的五级。他特别点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见1958年7月4日北京市高校党委《高校动态简报》第3期）康生在这里暗示，蔡旭如再不跟上火热的形势，可以以落伍者相待或自然淘汰，可以作为对立面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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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赢得与会者的一阵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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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师只知道书本上的教条，实际生产经验非常贫乏，只会讲理论，不会实际操作。今年学校号召教师自己种试验田，指导同学的勤工俭学农场生产，出了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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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系主任蔡旭种了二亩小麦丰产田，在六月初正值小麦灌浆之际，需要浇硫酸铵和过磷酸石灰的混合液，蔡旭教授让助教浇灌20％的浓度，助教当即提出是否太浓了，蔡说：“没有问题，苏联有这样做的。”助教仍感到太浓，用14％浇了，结果三天后很多麦子枯死，有的麦穗上出现硫铵的结晶。后来赶快灌水补救，但仍然造成减产10％至20%。事后助教问蔡旭有什么根据，蔡旭即找出一本苏联书来，但书上写的是在一公顷土地上喷二十斤硫铵，而且是用飞机喷洒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条件都被忽略掉了，最后蔡旭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搞错了。（见1958年8月6日市委编印《北京工作》第2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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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甲还说，以蔡旭为代表的农学系教师实际没有生产经验，只会讲理论，不会农业栽培耕作上的一些基本操作，如平整土地、开沟、播种等，要农场工人来教。同学请教先生如何追肥，教师自己也不懂。有些教师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是缺乏的。如因为讲义印错了，栽培教研组讲师廉平湖告诉同学棉花应该10月打顶，实际上每个农民都知道是8月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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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四年里，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共批判了33人，蔡旭是首当其冲、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校方还毫无根据地追查所谓“盘踞在农经系的反动集团”，开大会进行了斗争。党组织可以给他们随意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动辄就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专题揭发，还以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形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把师生大部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学校党委借此审查过去全部的教科书和讲义，发动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出任顾问。此举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心思，逼使他们在险恶的农村环境中“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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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农村是毛泽东的意图，由康生竭力促成的。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三个月后，农业大学党委给毛泽东、康生写信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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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耕作学教授孙渠（左）、土壤学教授叶和才（左）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植物病教授裘维蕃（中左），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中中）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时而中中时而中右）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八百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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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感到这次下乡是一生生活与工作的转折点，深深感谢主席给他们安排这个伟大的课堂。储安平的女儿储望瑞，过去对父亲划为右派心里很不服气，认为她父亲是“好人说坏话”，这次下放青海，亲身参加草原上对头人的诉苦斗争，看到喇嘛庙里的人头人骨，看到广大牧民翻身把共产党看成救命恩人，才真正认识到“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见1958年12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关于下放工作向中央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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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人数众多的大教授表示臣服、自污的态度，连储安平的女儿都说父亲的“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这样的形势反映会让高层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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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在下放教师中又散出“中国科学院不要老专家”的传言，大家对自己的前途刹那间感到摸不着底，又不好在人多场合议论，所以教授们多半比较沉默，说话谨慎。校党委报告称，“他们怕拔白旗，怕说错做错被‘辩一下’，怕我们不要他们，心里七上八下。”蔡旭所在的农学专业教师处境最为糟糕，频繁地被树为反面典型，被农民、学生屡屡“将军”，在农村折腾许久心境溃乱。有一位教师统计说，他们已听农民讲课49次，像学生一样边听边做笔记。他们的专业学识已经在乡村被数落，仅剩下的学术尊严也荡然无存，几近废人，更担心一年后回校仍然教不了学生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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