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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由此可见当时对张作霖的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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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纵横官场沙场，长袖善舞，其处事风格及用人识人之术，颇值得今日为政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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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面前，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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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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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给了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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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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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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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政治家，在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面前的抉择，是对其的真正考量。在长期对东北虎视眈眈且来势汹汹的日本人面前，张作霖能如此维护中国领土，使其神圣不可侵犯，亦使人间尚知有气节二字存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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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严谨 心装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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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了。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后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后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却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谨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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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把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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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还不止一次对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其他重要领导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帅府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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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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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以待人 有容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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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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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过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住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作霖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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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杨宇霆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善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而且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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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倒戈失败被杀后，郭松龄的手下惊恐不安，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为缓和内部的紧张恐惧心理，张作霖举行了一次庆功宴。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时，宴会厅的大门突然大开，4个全副武装的副官抬进来一只皮箱，放在地中央，然后敬礼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郭松龄）军部搜出来的!”张作霖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副官大声地回答：“报告大帅，这箱子里装的全是我们城里人私通郭鬼子的密件和信函!”张作霖环视四周，满脸怒气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好大的贼胆!”然后他又微笑着说：“算了，算了。既然郭鬼子已经死了，这事也就算了。其余的一概不究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把箱子抬出去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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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好戏，一看就知道是张作霖一手导演的。但如此行事，无疑是十分聪明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从而使这些参与者都从沉重的思想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加紧紧地围拢在张作霖自己身边，为其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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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叫姜登选的师长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作霖知道了，马上把他叫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旅长说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作霖愤恨地指责他：“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你敢私挪军饷，现在怎么办?”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报答大帅。于是，张作霖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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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位旅长后来在战斗中仗打得怎样，但我们也可想而知。任何一个人，都会感恩于上司对自己如此的知遇，为之浴血沙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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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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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行事 重用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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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主政东北时，非常务实，曾大力网罗人才，先后寻求到了许多文武之才。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创立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一流教授到东北任教，教师的待遇在全国首屈一指。最高时，教授的薪水在360－800元大洋。而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240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300元，还常常欠薪。很多全国著名教授像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等都到那里授过课。张作霖重视教育，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短短的两年时间，东北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其他军阀所没有做到的。人不怕没文化，就怕不重视文化；人不怕没知识，就怕不尊重知识；人不怕不聪明，就怕不会运用别人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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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东北还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东北，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的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给自足，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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