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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事就得有干才。如何对待人才，也体现了张作霖的与众不同之处。张作霖起自草莽，常骂人，但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从不说一句粗话。王永江是个善于智谋更善于理财之人。张作霖非常信任他。可王永江害怕有人在张作霖面前说闲话，影响自己所定措施的实行，就委婉地向张作霖说起他的担心。张作霖对此的回答掷地有声：“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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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最初任用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永江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作霖应之。王永江也不负重望，致力于全省警政改革，但张作霖手下的一班绿林好汉如汤玉麟等不服，常推荐人到王永江处，王永江皆不用，于是汤玉麟等经常捣乱、找茬，张作霖闻之大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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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提出要大家配合，不得捣乱，谁知汤玉麟依仗曾救过张作霖，当众侮辱王永江，岂料张大怒，厉声斥责汤玉麟，汤玉麟几乎因之而发动兵变，然张作霖助王之意不移。后大学者胡适闻之，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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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王永江尽心尽力的操盘下，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还使东北的经济大幅度地增加，为张作霖进军关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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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作霖对待王永江一事上，我们可看出领导者给干事的同志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其排除工作障碍，是多么的重要！只有上下齐心，才会真正做到大家想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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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例可说明张作霖对有才能的人能不拘成规，委以重任。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他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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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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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文采盖世的民国枭雄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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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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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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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对联的上联说明治国之道无他，只要掌握一个“民”字。所以中山先生创造的主义，称为“三‘民’主义”，所建立的党称为“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徐氏说：“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这所谓一言者就是一个“民”字。也即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意思。下联是称赞中山先生的伟大，就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公”字，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民国初年他为了国家安定，毅然决然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期待袁氏也能做到大公无私。可袁世凯却背叛民主，私心称帝；中山先生又毅然决然“讨袁”，因此使得天下人不敢再有称帝称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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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举国偃旗，万民哀悼，称颂中山先生的联很多，致挽联者文豪巨擘不乏其人。但徐树铮的此联被推为众挽联之冠。不少人对此评论：“徐氏之联，用典精辟，含义深刻，可谓拔之头筹！”由此可见徐树铮之才气超人，文采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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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人出身的资深报人周游先生曾这样记载：“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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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字又铮、幼铮，号铁栅，自号则林，人称“小扇子”、“北洋小诸葛”。江苏萧县（现安徽省萧县）人，自幼聪颖过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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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徐树铮弃文从武，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陈述经武之道，未得赏识后，闷闷不乐地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段祺瑞其时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据段祺瑞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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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走投无路的徐树铮被延揽为用，追随段祺瑞的左右。1905年，段祺瑞又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五年之后，三十一岁的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的部队任清朝第六镇军事参议，1911年任第一军总参谋。颇富文韬武略的他纵横捭阖，大展身手，为段祺瑞叱咤民国政坛立下累累功勋。为报知遇之恩，他忠心耿耿从无异念，从此一生效忠段祺瑞。徐树铮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其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之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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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雨飘摇的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来临，大厦将倾，政权随时可能易手的痛苦时时向执政者袭来，朝廷上下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不甘心拱手交出江山，主张硬拼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书。而那一篇通电，便是出自徐树铮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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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14年，徐树铮先后任中华民国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等职。1914年5月，徐树铮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袁世凯称帝时，徐树铮因其劝段祺瑞抵制，遭袁世凯罢免官职，于是赋闲在家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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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因称帝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在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瞅准时机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作为其铁杆的徐树铮也被黎元洪革职。1917年，徐树铮协助段祺瑞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的“张勋复辟”事件。事后又策划了讨伐张勋的“讨逆军”行动，讨逆成功后，徐树铮又任陆军总次长，再次回到了权力的舞台。段祺瑞当时被推崇为“三造共和”的英雄。殊不知在这其中，件件事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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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任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在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于是，又出现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徐树铮也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坚定地站在段祺瑞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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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府院之争中，段祺瑞被迫辞职。冯国璋下令准免，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幕后策划督军团对冯国璋施加压力，策动张作霖入关抢夺军火，迫使冯国璋再度启用段祺瑞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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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段祺瑞复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兼西北筹边使，升为上将。在冯段之争中，徐树铮为段祺瑞穿梭奔波，他一方面假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借得巨款，编“参战军”，为段扩兵争雄；一方面组织“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成立安福国会，以巩固段祺瑞之政权，为段祺瑞的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树铮当时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红人，是其最信赖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段祺瑞也对徐树铮百般袒护和支持，使其在民国前期的政坛上呼风唤雨，气焰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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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15日，徐树铮在天津暗杀冯玉祥的恩师兼老长官陆建章。关于杀陆建章的原因，从徐树铮向政府的报告中可看出一些端倪：“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他万没想到，此举为自己日后遭遇不测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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