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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君一起回到上海，依然同居，先住旅馆，后来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茅盾带着秦德君去看望了鲁迅，还帮助秦德君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与茅盾旧日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联欢。又带着秦德君看望了自己的母亲，二人关系已经公开。此时，秦德君又怀了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茅盾的妻子孔德沚三天两头来哭闹，茅盾的母亲要求他恢复与孔的婚姻关系。由于母命难违加上经济拮据以及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他俩分手了。这时，长篇小说《虹》还未写完。分手后秦德君吞下二百片安眠药自杀，竟奇迹般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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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别，两人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茅盾重又回到妻子孔德沚身边，秦德君则回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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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婚外情纠葛的茅盾，此后专注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子夜》等名著，成为继鲁迅、郭沫若之后的又一大文化旗手。在现代文学史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中，他排名第三。建国后，他出任文化部第一任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要职，于1981年以85岁高龄去世。但在他晚年写的关于自己一生的传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却对在东京与秦德君同居两年的生活及共同创作《虹》一事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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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德君此后的命运依然坎坷，自1930年8月中旬与茅盾分手后，她因病住到上海福民医院，后由其侄儿秦国士协助，回到四川忠县老家休养了4年，病愈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司令部参议官、第7战区司令部参议官。不久后，她嫁给刘湘的左膀右臂大将王心卫，婚礼举行得备极隆重、豪奢，轰动整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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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德君背夫弃家出走，选择了第七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郭春涛。早在1926年北伐时期，秦德君就与郭相识，此时她又来到了他的身边，郭春涛虽身在旧军队，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共产党有长期秘密合作关系，他建议秦德君“帮助他工作”，不久二人登报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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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秦德君加入民盟，任妇女运动委员与妇女文化公司总经理兼常务董事。1946年到1949年她又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参与策反国民党军起义。1949年5月17日，秦德君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因上海解放而幸免于难，迎来了共和国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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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秦德君奉组织之命北上，到北京工作，从1954年开始，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4月，年近80的她，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她与茅盾的情感往事方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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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难免是残酷的，但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却常常不得不这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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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民国第一外交家”四娶豪门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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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国的失败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然而，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践踏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举国震怒，群情激愤。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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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形势下，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签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打破了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是“始争终让”的尴尬外交局面，最终没有退让，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史学家唐德刚对之评价说：“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锋头，也只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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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中国代表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中，年仅31岁的代表顾维钧在和会的外交和最后的拒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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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以5300万马克（合3200万银元）的代价赎回，前德属煤矿由中日合办。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中国代表，正是33岁的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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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他的理由是前两位在邦交上多少有点“说一不二”，而后者均为奉旨行事，为君作嫁，只能屈就为“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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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字少川，生于1887年，1905年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12年获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外交部参事。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后调任驻美大使。1918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力争山东主权，拒签对德和约。1922年起，顾维钧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31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年任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向调查团提供有关日本侵华之罪证，同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并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代表。1934年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仲裁员。1935年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的首席代表。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年至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1956至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职。他晚年定居纽约，1985年病逝，享年98岁。他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其篇幅可谓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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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慨的是顾维钧的四次婚姻，先后娶的四位夫人，都出自豪门，或权贵，或名流，或巨贾，均很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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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精明强干，曾任晚清交通银行的首任总裁。顾晴川是江苏嘉定人，早年家境清寒，为了谋生，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来到上海，入了时任上海道尹的袁观澜之幕府，做了师爷。顾维钧跟父亲来上海读书的那年，他12岁，考入了上海南市育才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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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与顾晴川同在袁观澜幕府供职的，还有一个叫张衡山的人。张衡山是个奇人，不仅懂医术，而且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都让他看过相，据说十分灵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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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中学上学，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袁履登后来果然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将来既富且贵，前程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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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山对这两个孩子都很好，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履登，不过是看在其父袁道尹的面子，敷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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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山膝下有一独生女，名叫张润娥，与顾维钧年龄相当。“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是旧时联姻之道。张衡山觉得顾维钧是难得之才，就托人做媒，向顾家求婚。张家的景况当时比顾家要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顾晴川也乐得缔结这门亲事，于是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十二岁的顾维钧就与十岁的张润娥定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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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几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接到父亲来信，催其回国与张小姐完婚。顾维钧接信后，很痛苦，他对缠足的未婚妻没什么感觉，希望能解除这门婚事。父亲自然不允，且为之很是伤心。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且“决不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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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顾维钧回到家中，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步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不见家人，以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诫顾维钧。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忧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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