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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只得携张润娥赴美。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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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谈判时，顾维钧表示，她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返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随后，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但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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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友好地分手了。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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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并兼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他谈吐不俗风流倜傥，出入于民国上流社会，颇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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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广州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还曾任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唐绍仪对顾维钧十分器重，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自己心目中的佳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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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绍仪的身边，顾维钧第一次见到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唐宝玥，又名唐梅，有着脱俗的气质，良好的修养，大方的言行，这些都在顾维钧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迹，这也是顾维钧第一次用心去留意一个年轻女性。唐宝玥很喜欢这个留洋归来的才子，顾维钧俊朗的外表，更打动了她的芳心（顾维钧曾被评为京城“三大美男”之一）。自此以后，二人各自在对方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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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与唐宝玥相识后，唐绍仪有意安排两人一起参加内阁同事的野餐会，为两位年轻人的交往提供机会。民国政坛波诡云谲，变数甚多，不久之后，唐绍仪突然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移居天津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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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顾维钧也来到了天津，住进了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当天就登门拜访已做了寓公的唐绍仪。原来，得知唐绍仪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后，顾维钧为之忿忿不平，也随即辞去了总统秘书和总理秘书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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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甚为看好的顾维钧的来访，唐绍仪当然很高兴，但却觉得这个刚刚留洋回国的年轻人为了忠于自己追随自己而放弃了一个好机会，甚为可惜。秘书随同总理同进同退是文官条例中规定的，但没有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辞去。对于唐绍仪的惋惜之回答，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对唐先生说，由于他已离开北京，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下一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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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被唐绍仪邀请到家里去做客，唐绍仪经常安排他和唐宝玥一起相处，有意撮合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姻缘，使这对才子佳人有更多的时间来增进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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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绍仪的坚持下，顾维钧同意了袁世凯对他的复职要求，同时他提出要先回上海看望父母。这时候，唐绍仪提议，女儿唐宝玥也好久没有回上海看望她的姑母，问顾维钧是否愿意陪同前往上海，这其实是唐绍仪的有意安排。面对唐绍仪的提议，对唐宝玥情有独钟的顾维钧自然是欣然应允，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我说那会使我很高兴，我的确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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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海之行成了两人的浪漫之旅，两人也在这时逐渐加深了了解，感情进一步升华。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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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岳丈唐绍仪字少川，女婿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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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玥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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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他含悲启程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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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一战后成立的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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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涵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他的姨太太共有18位，黄蕙兰是黄仲涵和大太太魏明娘所生。黄蕙兰嫁过人，亡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早在唐宝未死之前，黄蕙兰就对风度翩翩的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唐宝玥撒手人寰后，黄蕙兰觉得机会来了，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其感情之浓烈如老房子着了火—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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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的顾维钧仍心高气傲，眼光依然很挑，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她竟然单刀直入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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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不决的顾维钧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婚礼后的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作为国联理事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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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局乱糟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顾维钧时刻关注着局势，对于那些在政治博弈中的一时失败者，他总是施以慷慨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维钧当然会跟之沾光，在政坛立足。几年后，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的民国政坛，老于世故的章士钊算是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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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中国达17年之久的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过了很长的一段隐居生活。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黄蕙兰回国活动，准备在权势熏天的宋子文处打通关节。起初，宋子文根本不睬她。后来黄蕙兰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子文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重返中国政坛，再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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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蕙兰精通数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两人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最终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黄蕙兰在其著作《没有不散的宴席》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黄蕙兰为顾维钧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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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第四任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的祖籍是宁波庄桥费市村，其祖父是著名实业家、书画家严信厚（字筱舫），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任第一任总裁，还创办了上海总商会及众多官私企业，被誉为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先生有二女一子。其子严手均就是严幼韵的父亲，当时在上海主持源丰润票号、源吉钱庄等，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先后娶有张氏和畅俪芬两位夫人，共育有12个子女，严幼韵于1925年考入沪江大学，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商科，她常常坐车牌号为84号的自备轿车去学校上课，在学校颇为引人注目。与复旦同龄、才貌双全的严幼韵是首批进入复旦大学的女生，也是复旦大学公认的“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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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是杨光泩，婚后生有三个女孩。杨光泩是湖州大丝绸商的子弟，192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初，日军攻占马尼拉。4月17日，杨光泩和留守总领事馆的另7位外交官为国壮烈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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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严幼韵和3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出任联合国礼宾官，她干得异常出色，成为一名杰出的女外交官，直到1959年10月正式退休。同年，她与比她大20岁的顾维钧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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