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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书勤勉,却留下数部“半部书”,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仅写成上半部。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语毕,学生们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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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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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当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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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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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章又反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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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作过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这是一个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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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他经常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茶余饭后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曾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并点名要胡适回应。胡适看后一笑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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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互不相往。数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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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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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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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很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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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并未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真的“投了降”,时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屡屡攻击白话文学,对运用白话文的陈源、梁漱溟、梁启超等进行指责,并自相矛盾的宣称“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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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读后,马上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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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指出,章士钊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逻辑错误和不讲道理,并声称:“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并风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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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蒋介石开近代学历造假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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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假货横行,文凭更是如此。尤其是一些来自海外的洋文凭,由于信息不对称,令人难辨其假,在中国大行其道,如“克莱登大学”那样欺世盗名者不在少数。就是再出一万个方舟子,恐怕也打不过来。出洋留学去获得文凭,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情,在中国不过是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谁是近代中国学历造假第一人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造假历来隐秘,只有被公开揭露方能为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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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据可查的近代中国学历造假第一人不是别人,就是曾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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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公开揭露蒋介石假文凭的是李宗仁。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第571至670页中,有这么一段李宗仁的回忆:“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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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是蒋介石的政治宿敌,他的这段话是否可信呢?对民国历史研究颇深的李敖先生在其《蒋介石评传》一书中,对蒋介石的假文凭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从而佐证了李宗仁说法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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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62名学生,一起于1908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了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个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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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3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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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1212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7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16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15个月,1905年十月,改为18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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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09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1927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28)既不知,何来“优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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