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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28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1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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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学校，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学校，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10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现已经证据确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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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以犀利的笔锋，详实的考证，揭穿了蒋介石假文凭的真相，使之难以再糊弄世人，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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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以蒋介石早年之革命资历与能力以及超人的手段，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不是什么难事，根本不需要假文凭来撑门面的。人还是本色点好，看看人家毛泽东，对其中专文凭从不讳言，更不去弄虚作假，不照样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天下？从对待自己的学历一事，亦可看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高下来，前者非常自信，后者则很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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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吴佩孚的幽默批示太有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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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秀才出身，颇有儒将风度，时称吴大帅。他是亮相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这位在旧中国军阀混战中叱咤风云者晚节保持得不错，拒绝和日伪合作，颇为后人所称道。他在宦海生涯中曾留下三件批文，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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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个政客曾在别处为官，政绩平平政声亦糟，得知吴佩孚主政直鲁豫，便托关系来求吴，想到河南谋个官职。报告呈上案头，吴佩孚大笔一挥批曰：“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过错，竟要这样的人来当官，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因为为官一任，可造福一方，也可祸害一方。吴佩孚不买推荐者的账，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仅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由凛然拒绝，义正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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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某“下岗”军佐得知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空缺，毛遂自荐来跑官且拟了自荐书，里面大谈理想抱负志向然后言归正传，最后是“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云云。吴佩孚批示：“且先种树。”对这等志大才疏、夸夸其谈的跑官者，吴佩孚的批示很有针对性—既然你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先回乡种种树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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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则更有趣了。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这洋妞思想也真够开放，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那情书便成了公函。吴佩孚依例挥毫阅示—“老妻尚在！”以老妻拒洋妞，吴佩孚的这等情怀有几人能比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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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批示不多不少都是四个字，字字千钧，风趣有加而嘲弄有力。吴佩孚的这三个批示不仅言简意赅十分幽默，也显示出其颇有文采，更显示出其可爱的一面，那秀才的文凭真是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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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书信也如批示一样幽默。他有一老同学，曾致信与他，欲在他手下谋一后勤部门的所长职务。吴佩孚回信说：所长必有所长（chang）,兄之所长何在？老同学讨了个没趣，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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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履历文凭造假之民国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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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当年慧眼识陈独秀，聘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鲜为人知的是，陈独秀的资历当年明显不达教育部聘干的条件，是蔡元培大胆造假，以假履历与文凭报批，才使陈独秀得以顺利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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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函中说：“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函后随附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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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还挺高。蔡元培的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月13日，教育部次长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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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5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且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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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的，而且立意从整顿文科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到任后，不仅整顿北大文科，还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多方延聘人才。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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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瞒天过海之计运用得十分成功。因为他在向教育部的请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资格审查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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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当然就更谈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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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但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1904年初，陈独秀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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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受北大聘用之时，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可见陈独秀当年进北大，还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请的结果。对这段历史，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汪原放这样回忆：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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