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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深夜听到邻家的钢琴声，都好似杀伐之声。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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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山的那首《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树水晶盘。”或许正是吕碧城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的写照。她自己所作的《琼楼》一诗，则更能体现她对人生的真切感受：“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恻绕吟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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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成就北大的“三只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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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俏皮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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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三人的个人属相都是兔子而得名。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陈独秀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间相差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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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依然积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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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知难而进，毅然赴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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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唯才是举。一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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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出现，才将北大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变为了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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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为人桀骜，个性极强，他曾有过这样的立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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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当年进北大，还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多次延请的结果。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到任后，整顿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多方延聘人才。不久，北大文科就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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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的家中。从此，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极大地提升了北大的社会知名度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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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经陈独秀举荐，27岁的胡适成为一名年轻的北大教授。胡适在美国时就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因此虽是小字辈，但到北大时已经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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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前几年中，胡适著作颇丰，举国瞩目。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第一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并率先将考证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些均为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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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与陈独秀性格之异同，鲁迅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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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用他的声望请来了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为北大在乱世中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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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与钱钟书齐名的民国早逝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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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钟书早年就读清华大学时，因其超人的才华，有“人中之龙”之美誉，后更有“民国第一才子”之称。殊不知，当时还有一位很牛的清华学子，名叫张荫麟，与钱钟书是比肩的人物，据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伤张荫麟》自注，时人将他俩誉为“南能北秀”（佛教的两大宗师：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张荫麟还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钱钟书曾写诗道：“同门堂阶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十驾难追惭驽马，千秋共勖望良朋。”称赞张荫麟的学问和名声都高过自己。可惜天不假年，张荫麟未及尽展其才便英年早逝，只活了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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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清华学人的张荫麟和钱钟书，又同样是清华教授、大学者吴宓的得意门生，他们在吴宓的藤影荷声馆的饭桌上第一次相遇，遂结为知己。这一年是1929年，钱钟书刚考进清华，而张荫麟此时即将从清华毕业。吴宓对钱钟书和张荫麟都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钟书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他盛赞张荫麟是“梁任公第二”，梁任公即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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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比钱钟书大5岁，他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幼年家境颇殷，有大量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于民国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在清华求学期间，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造诣，尤深于史，名震一时。入学后不久，张荫麟就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褒扬，叹为天才，认为其将来必会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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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期间，张荫麟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钱穆称他“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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