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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喜评时人，除了挑战梁启超外，还对当时的不少学者作家颇多臧否。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张荫麟对之还做了择要纠正。他曾写《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直译为‘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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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恩师陈寅恪，他也本着“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态度与之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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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术开明时代，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张荫麟容易得罪人的时论并没有引起所谓的“笔墨官司”。遭其批评的冯友兰在他去世后，主持设立了“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肯定张荫麟在通史领域大有建树；陈寅恪誉他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他去世后，陈寅恪更是为他写下“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的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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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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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他与近代藏书家、学者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了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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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离乱的时局不允许学者在书斋中耕耘。“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南下的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其时《中国史纲》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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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中国史纲》的问世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只写到了东汉，却绚烂至极。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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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赞之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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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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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的好友、著名哲学家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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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决不愿意拜访人。据贺麟回忆：“直到民国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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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不愿意拜访人的原因，可在他写给他人的在一首赠别诗中的“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之语中得到答案。这一点和钱钟书十分相像。钱钟书也是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当年钱钟书的父亲写信命儿子钱钟书去拜访章士钊，钱钟书却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钱钟书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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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还这样回忆张荫麟：“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1925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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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荫麟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他在《中国史纲·自序》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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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杂志，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词锋，针砭时弊，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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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积劳成疾的张荫麟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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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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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见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熊十力当时的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其傲其狂人皆尽知，发议论时往往是目空一切。以熊十力狂傲之个性格，能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其一生之中之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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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为张荫麟写了悼诗《挽张素痴》：“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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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荫麟并称“南能北秀”的钱钟书更是写下了悲伤不已的《伤张荫麟》一诗：“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这时的钱钟书，或许想到了他在清华读书时和张荫麟的一场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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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源自张荫麟的一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张荫麟在此文中写道：“周作人氏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我国文学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其一为‘诗言志’的观念，其二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吾人若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朝悉为言志派当盛之世，双数诸朝悉为载道派当盛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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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有22岁的钱钟书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著文批驳。事隔几十年后，钱钟书进一步在《七缀集》里解释说，其实“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是针对不同的文体而说，“文”通常指散文或者“古文”，以区别于“诗”、“词”。一个作家可以用“古文”来阐明道统，用诗抒写自己的志向怀抱，用词来抒写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文体好比平行而不平等的台阶，“文”的等次最高，但在一个时代里这些文体可以同时存在。打个更形象的比喻，这两句话好比是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而按照周作人和张荫麟的理解就成了“一日三餐全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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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人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见解相同，那就是“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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