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224651e+09
1706224651
1706224652 张荫麟喜评时人,除了挑战梁启超外,还对当时的不少学者作家颇多臧否。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讥其缺乏“常识”。他批评郭绍虞食“洋”不化,牵强附会。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张荫麟对之还做了择要纠正。他曾写《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亚,“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直译为‘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1706224653
1706224654 此外,对顾颉刚“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恩师陈寅恪,他也本着“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态度与之切磋。
1706224655
1706224656 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术开明时代,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张荫麟容易得罪人的时论并没有引起所谓的“笔墨官司”。遭其批评的冯友兰在他去世后,主持设立了“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肯定张荫麟在通史领域大有建树;陈寅恪誉他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他去世后,陈寅恪更是为他写下“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的悼诗。
1706224657
1706224658 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
1706224659
1706224660 1935年4月,他与近代藏书家、学者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了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1706224661
1706224662 不幸的是,离乱的时局不允许学者在书斋中耕耘。“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南下的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其时《中国史纲》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1706224663
1706224664 即便如此,《中国史纲》的问世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只写到了东汉,却绚烂至极。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
1706224665
1706224666 熊十力赞之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1706224667
1706224668 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1706224669
1706224670 张荫麟的好友、著名哲学家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1706224671
1706224672 张荫麟决不愿意拜访人。据贺麟回忆:“直到民国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
1706224673
1706224674 张荫麟不愿意拜访人的原因,可在他写给他人的在一首赠别诗中的“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之语中得到答案。这一点和钱钟书十分相像。钱钟书也是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当年钱钟书的父亲写信命儿子钱钟书去拜访章士钊,钱钟书却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钱钟书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1706224675
1706224676 贺麟还这样回忆张荫麟:“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1925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
1706224677
1706224678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荫麟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他在《中国史纲·自序》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1706224679
1706224680 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杂志,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词锋,针砭时弊,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1706224681
1706224682 这一时期,积劳成疾的张荫麟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
1706224683
1706224684 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1706224685
1706224686 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见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熊十力当时的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其傲其狂人皆尽知,发议论时往往是目空一切。以熊十力狂傲之个性格,能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其一生之中之绝无仅有。
1706224687
1706224688 朱自清为张荫麟写了悼诗《挽张素痴》:“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1706224689
1706224690 与张荫麟并称“南能北秀”的钱钟书更是写下了悲伤不已的《伤张荫麟》一诗:“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这时的钱钟书,或许想到了他在清华读书时和张荫麟的一场论争。
1706224691
1706224692 这场论争源自张荫麟的一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张荫麟在此文中写道:“周作人氏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我国文学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其一为‘诗言志’的观念,其二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吾人若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朝悉为言志派当盛之世,双数诸朝悉为载道派当盛之世。”
1706224693
1706224694 当时只有22岁的钱钟书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著文批驳。事隔几十年后,钱钟书进一步在《七缀集》里解释说,其实“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是针对不同的文体而说,“文”通常指散文或者“古文”,以区别于“诗”、“词”。一个作家可以用“古文”来阐明道统,用诗抒写自己的志向怀抱,用词来抒写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文体好比平行而不平等的台阶,“文”的等次最高,但在一个时代里这些文体可以同时存在。打个更形象的比喻,这两句话好比是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而按照周作人和张荫麟的理解就成了“一日三餐全吃面”了。
1706224695
1706224696 然而,两人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见解相同,那就是“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
1706224697
1706224698
1706224699
1706224700
[ 上一页 ]  [ :1.7062246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