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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出山”之邀，还曾经错失为张学良作一部传记小说的机会。1934年2月20日的《北洋画报》披露了下面这件事：“闻张氏（注：即张学良）未入关前，曾属钱君（注：即钱芥尘）授意恨水，为彼撰一纯以张氏为主角之长篇说部，即名《张学良》，秉笔直书，不加奖饰。恨水允之，以其历史难告一段落，无从下笔，久未报命。此次张氏返国，沪报谣传恨水奉召至杭，代撰游记，或系旧话重提？外间不察，乃误为张氏欲请恨水捉刀，余知过去事实，爰为记付《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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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报道说的是，张学良曾委托《新民晚报》负责人钱芥尘去找张恨水，请他为张学良写一部长篇传记小说，名字就叫《张学良》，并特意嘱咐要秉笔直书、不加粉饰。张恨水当时答应下来，可他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结果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写传只好暂时搁置。及至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囚禁，这个写作计划流产。没能履行承诺为张学良写一部传记小说遂成为张恨水心底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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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张恨水前往西北地区考察，归来后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年底，张学良闻知张恨水西北归来见闻颇多，电邀张恨水赴武汉一聚。此时张学良担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正为“剿共”战事而愁眉不展。到武汉后，张恨水把在大西北看到的社会状况如实告诉张学良，并说通过此行，自己的思想变了，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张恨水的思想倾向自此转向同情、歌颂穷人和揭露、抨击权势者。他的这种转变受到有着强烈救国救民思想的张学良的高度赞赏，张恨水的思想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张恨水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两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身陷囹圄，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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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张恨水领着妻儿离开重庆，乘车回故乡安徽。在经过贵州桐梓县城时，张恨水压低嗓音对妻子说：“知道吗，桐梓境内有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张学良就在里面。”妻子明白张恨水的话意，问道：“你想去看望他？”张恨水叹息说：“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再说，别人也不会允许我去见他。”话语中充满了人生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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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2日，张恨水想起故友，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表达思念之情，文章中写道：“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西安事变。这幕戏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一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台湾。贵州是山区，台湾是海岛。不才为张氏撰一联送之：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上联嵌一个“学”字，下联嵌一个“良”字，既表达十分巧妙，又体现了对故友张学良的深深思念。此后，这两位故人身处海峡两岸，天各一方，他们的友谊随着他们的先后故去，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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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惨遭汉奸阵营杀害的民国犀利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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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余万人，伤亡达15余万人；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江阴保卫战开始。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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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沪淞抗战后，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一时尚不能进入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这两块地方就成了日本侵华祸水中的孤岛。上海此后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间称为孤岛时期（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占领了租界，整个上海都成为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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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有血性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在孤岛中奋起，以报纸为阵地，以笔杆为武器，办报著文，声讨日伪的累累罪恶。虽然英、美、法等国对租界仍保持着管辖统治权，但日本侵略者不允许租界内有抗日活动和反日伪的舆论宣传，设立了新闻检查机构，严加管理。一些爱国报纸被迫纷纷宣布停办或转移到武汉、香港和重庆。但一些洋商办的报纸可以不送给日伪审查，于是爱国报人继续在这些报纸上发表各种形式的抗日和揭露汉奸的文章。日伪特务就向他们采取投恐吓信、掷手榴弹、送人头人手、暗杀等种种手段。他们还指使暴徒袭击那些坚持抗日宣传的报馆，威胁、恐吓以笔墨抗日的爱国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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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英商招牌的《文汇报》创刊不久，因发了篇社论，警告民族败类温宗尧、梁鸿志等不要筹组南京“维新”傀儡政府，就挨了炸弹，炸死2人，炸伤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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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城欲摧，万花纷谢一时稀。朱惺公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接任《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版编辑的。大美晚报社坐落在爱多亚路天主堂街口（今延安东路四川南路），是“孤岛”时期借用美商大美印刷公司名义出版的大型日报，是租界内几份宣传抗战、反对卖国投降的爱国报刊之一。其后台老板是宋子文，发行人是美国人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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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原籍江苏丹阳，1901年生，幼年家贫，他通过自学成才。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使他养成了正直的品质和刚烈的性格。1938年2月，他进入《大美晚报》任副刊《夜光》编辑。这位充满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一踏上新闻阵地就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到爱国宣传中去。他观察力比较敏锐，当汪精卫在重庆初发“和平论”的时候，即发表文章，指名道姓驳斥汪的“和平论”，指出“和平本非不愿，然汪精卫口中之和平，则断非中国人之所愿也”。他以菊花喻志，在《夜光》上刊出《菊花专辑》，说“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的细雨战，更和初冬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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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对汪精卫尤其深恶痛绝，在汪精卫叛逃上海时，他特地发表了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对汪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和鞭挞。诗云：“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该诗巧妙地将汪精卫在清末因刺杀摄政王被捕，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原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嵌入其中，经前后对比，将汪精卫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堕落成汉奸的嘴脸勾勒得活灵活现，讽刺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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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孤岛”形势进一步恶化。从重庆出逃的汪精卫汉奸集团，以上海为“和平运动”中心，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勾结，紧锣密鼓，准备粉墨登场。2月间，已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与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正式勾搭上，达成了肮脏交易：由丁、李组织特工队伍，以恐怖活动阻止、清除租界反日活动和抗日宣传，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保驾，日本特务机关则每月拨给经费30万日元，并发给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炸药500公斤。此后，租界里的恐怖暗杀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当时进步文化人士的处境，正如郑振铎说的，是“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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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们对付进步报人的手段除明火执仗的枪支弹药外，还有更阴险的招数，如他们打击积极宣传抗日的《文汇报》时，就使用过一个毒如蛇蝎的办法：他们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出银洋五十元作小费，叫一个茶役将满满一篓水果送到《文汇报》去，并附了一张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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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记者先生大鉴：你们不避艰险，发扬民族正气，实堪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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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奉上水果少许，以资慰劳，聊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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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爱国的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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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头的报纸，读者看着喜欢，是常常会送去慰劳品犒劳报人，本来不足为奇，无奈时局动荡，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敢于仗义执言的报纸，大家自然就多了个心眼，对陌生人的行为不可不防，哪怕真是好意。果不其然，当《文汇报》将这筐水果送到英租界工部局去化验后，才知每只苹果和桔子都已注满毒液，只要咬上一口，就会毙命！幸亏《文汇报》的警惕性高，才使汉奸们的这一毒计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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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留守孤岛的爱国报人朱惺公，也数次受到汪精卫汉奸集团及其打手的恐吓、威胁，这些人要他“改弦更张，倘继续侈谈抗日，就没有好下场”。在如此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朋友也劝他说“以毛笔与暴力周旋，智者不为”。但朱惺公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说：“一个的生命可以牺牲，人格却永远不能丧失，到我们的人格被人侮辱的时候，除了牺牲生命以争取自由以外，就绝对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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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以如椽巨笔，与汉奸集团斗智斗勇。他笔锋犀利，立场鲜明，事实有据，对汪精卫等汉奸，指名道姓，冷嘲热讽，揭露深刻，极大地激励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极大地引起了汪伪统治者的憎恨。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2月到6月，他在《夜光》副刊上发表了抨击历史上汉奸卖国投敌、祸国殃民的《汉奸史话》12篇，对秦桧、吴三桂、洪承畴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汉奸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让人民从历史明镜中看到汉奸群丑，使忠奸对比，古今相映。发表了总结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教训的《中日关系史参考》15篇，发表了宣扬古代民族英雄坚持大节的史诗和传记4篇；由朱惺公亲笔撰写的颂扬抗日英雄，宣传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以及嘲讽汉奸的杂文就有21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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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等爱国报人的文章令汪伪汉奸十分害怕。1939年6月16日前后，汪伪特工总部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总指挥部”名义，向朱惺公及其他各抗日报馆负责人和编辑人员发出恐吓信，威胁他们“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均将被认为是“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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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附有子弹的恐吓信，朱惺公不仅没有动摇他反对日伪的主张和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准备在报上公开答复。这时，好多友人为朱惺公的生命安全担忧。有人劝他说：特务心狠手辣，这次发出最后通牒，像是要真的下毒手了，你不为自己，也要为家里人想想。朱惺公激动地说：日军侵略中国以来，无辜民众，死于恶魔炮火刺刀下的，何止数十百万！没有国哪来家，倘使我为争民族生存死了，我妻子必然会忍泪强笑，告诉我儿子说：“你的父亲因不愿做亡国奴而死，你长大后，必当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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