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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朱惺公在《大美晚报》副刊《夜光》上公开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这份旗帜鲜明回答汉奸集团的公开信，以调侃的笔锋，嘲弄了汪伪的所谓“国法”，指出“自国军西撤，孤岛四周，久已不闻‘国法’之施行矣”。现在，“在此乌烟瘴气之地，风雨如晦之期，乃忽有所谓‘国法’者颁临”，正是奇“事”，奇“法”。这份到处滥投的油印“判决书”，竟然没有执行官的署名，是“奇之尤奇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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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的这份公开信着重驳斥了所谓反对汪伪即是“共党之爪牙”的谬论，重申了自己头可断、抗日意志不可移的决心，广大读者阅后无不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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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对朱惺公的公开信恨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76号”的全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它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丁默邨表面上是“76号”大老板，实权却掌在李士群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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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间，李士群指派“行动总队”第六行动大队袭击了大美晚报馆，乱开手枪，乱扔手榴弹，炸坏办公室，捣毁排字房。这次袭击，只伤了几个躲避不及的排字工人。《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于暴力，继续坚持同敌伪斗争。朱惺公主编的《夜光》副刊，继续发表大量揭露汪伪汉奸的文章，把上海那些附汪的无耻之徒和大大小小的汉奸骂得体无完肤，绝不向卖国的恶势力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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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破坏报馆的恐怖活动吓不住报人，汪伪特工总部改变了做法，决定由破坏报馆改为对报人的暗杀，暗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朱惺公，欲除之以达杀鸡骇猴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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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8日，即朱惺公遇害的前两天，他又收到汪伪特务的一封警告信。报社同事劝他暂时避一避，晚上住在报馆里，不要回家。但朱惺公仍泰然处之，说人总是要死的，“一个平常的人，而竟能为国效死，是唯一光荣的归宿”，依旧照常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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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有良知的报人齿冷的悲剧终于发生了。1939年8月30日，朱惺公编辑完了当日的《夜光》副刊，发表了一篇评述日本内阁换马并不能挽救其最后失败的文章。下午4时许，朱惺公由寓所外出，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时，突遭三名暴徒拦阻，其中2人转至他的身侧，紧挽他的两臂，1人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左太阳穴，胁迫他放弃抗日反汪立场，否则就立即将他枪毙。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朱惺公大义凛然，不屈服于暴力。暴徒随即抠动扳机，不料子弹被卡，连发两次子弹都没有出膛。这时，朱惺公仍面不改色，巍然挺立，并怒斥暴徒，而暴徒却内心惶恐，“持枪之手竟抖颤不能自已”。直至放第三枪，子弹贯穿朱惺公的左太阳穴，重创倒地，慷慨捐躯，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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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的悲壮之死，使上海民众大为悲痛，激发了大家同仇敌忾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上海各界为朱惺公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一副挽联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意与对朱惺公的崇高评价：“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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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徐悲鸿慧识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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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曾在一封写给比自己小32岁的徐悲鸿的信里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齐白石的成名，曾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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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出身贫寒，作过农活，当过木匠，后以民间画工为生。57岁时，齐白石到达北京，住在法源寺，以卖画度日。他自己曾这样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可见齐白石当时生活何等惨淡！在一个无人理睬的场合，梅兰芳跟他寒暄了几句，使他挽回了面子。为此他心存感激，回去用心画了一张《雪中送炭图》送给梅兰芳，并题句云：“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可是梅兰芳并不能改变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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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陈师曾后，齐白石的艺术得以转变。陈师曾虽然比齐白石小13岁，但其时已名满天下，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他鼓励齐白石尽快自成一体，走艺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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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齐白石开始了“衰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从1920年到1929年，他“十载关门”大胆突破，艰难探索，终于“扫除凡格”，“变更”了面貌。他在美术史上可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在北京依然是知音寥寥。正像他自己说的：“懂得我的画的，除陈师曾外，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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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于1923年便英年早逝了。失去唯一知己的齐白石遭到了同行们的口诛笔伐。北京画坛保守派们骂齐白石的画是“野狐之禅”、“俗气熏人”、“不能登大雅之堂”等，极尽攻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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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亦孕育着希望。在齐白石“十载关门”的最后一年—1929年，到北京不久的徐悲鸿慧眼识珠，一眼就发现了“衰年变法”之后的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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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齐白石年已66岁。在徐悲鸿看来，齐白石绝对是大师级的画家。在反对派的鼓噪声中，徐悲鸿大声疾呼：齐白石“妙造自然”；齐白石的画“致广大，尽精微”……徐悲鸿不仅在展览会上贴条预定齐白石的画以提升其地位，而且为齐白石编画集，亲自写序，送到上海出版。徐悲鸿还请齐白石到自己任院长的北京艺术学院做教授，并亲自驾马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徐悲鸿对学生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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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徐悲鸿如此看重齐白石？因为在他的眼里，齐白石的每一笔都不可或缺，他的画纯粹而凝练，每一根线条可以千变万化。他的村牛、虫草乃至一只河虾，都一个个生猛灵动。徐悲鸿曾著文《中国今日之名画家》推介曰：“齐白石之长处，在有色彩，一往直前，无所顾忌，惟多红而少绿，或其性格所尚，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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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幸甚，衰年得遇伯乐徐悲鸿，从此这匹老千里马得以重新焕发生命，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画坛大师，跻身20世纪十大画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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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文化名士们的可爱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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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所谓书生气，就是指一个人过于认真，再带一点点天真。由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讲究经世致用八面玲珑，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其实，书生气表现的是真性情，有其迂腐与天真的一面，但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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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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