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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轴倒翻，鼎湖髯绝。吴桥攀弓，文忠吭血。吁嗟钱郎，与众陷敌。抵隙脱峨，间关逼仄。自称一鹤，当罪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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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句“吴桥攀弓，文忠吭血”，指河北吴桥人范景文（梦章、质公，1587—1644）殉国事。质公举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甲申之变，闻崇祯帝自缢，投水死。清廷谥文忠。《四库全书》收其遗文《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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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先咏范质公以身殉明，继及钱位坤之失节，何故？盖由范、钱尝共官南都，私谊甚深。《文忠集》中《立秋日钱与立诸君送之广陵影园月下听歌次郑超宗韵》《烟霞载为钱与立题》两诗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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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文》记与立失节后之际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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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南党魁，玉虎钮柱。周内厥狱，惜客顾主。银铛甫脱，宗社已非。君尤偃蹇，病瘵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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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明史》，福王初立即“治从贼之狱，仿唐制六等定罪”，与立名列“四等应戍拟赎者”（卷二七五《解学龙》本传）。又记“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奸民和之”（《明史》同卷《祁彪佳》本传）。钱与立连同其他降官之家皆被焚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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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则未尝以钱氏之失节而无视昔年之交情，不但与之相见于吴门，复为序所撰《大鹤山人宫词纪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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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冬，大鹤山人始为宫词百首。暮采兰泽，朝思美人，古人之善怀，亦宫词别解也。大鹤山人曰：“余于去年今年之交，茧足瘿胫，走万里之途，投兵戈之隙，夫何为哉？海内贤者，当自知之。”嗟呼，昔之所谓焦心劳思与夫穷侈极欲者，今皆何在？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王风》不云乎？宁独杨炫过洛阳而纪伽蓝，樊于德往来灯影中扶髻泣下耶？彭城沙门慧寿，前年盟弟万寿祺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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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丘良任编著《历代宫词纪事》载《大鹤山人宫词纪事》有临川李氏藏精写本之刊本，上虞罗振玉署。年少题词外，另有钱氏自序。书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未见。以下过录丘氏书中所引钱氏咏崇祯及弘光各一首，亦一斑窥全豹之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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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苍梧不复还，攀龙天半泪潸潸。八音四海皆遏密，鼓瑟唯闻万寿山。（《北都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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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湖畔柳丝丝，南国佳人日暮迟。美女八千半团扇，浣纱石上网西施。（《南都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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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丘氏书称“作者是明季遗老”，可见于钱位坤之平生，茫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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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以前引梅村祭文中所及家中许字之幼女之年龄，钱氏卒年至迟在顺治十、十一年（1653—165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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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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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年浙江山阴人沈冰壶撰《重麟玉册》八卷，用纪传体裁来记述南明诸王的史事。书中《李映碧（清）传》后有“附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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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浆人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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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蒙面灌浆人”，该是清初流行的一句骂人的话。“蒙面”一词，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1648—1708）在《桃花扇》里便用过。该剧第三折《哄丁》中记吴应箕（字次尾，1594—1645）咒骂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1587—1646）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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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罪过，朝野俱知。蒙面丧心，还敢入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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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阮圆海“虽然蒙着人的面皮。却丧失了人的良心”[3]。至于“灌浆”二字，乃“馒头”的别称；馒头实心无馅，引喻为“无良心”。合而观之，“蒙面灌浆”意即“蒙着人的面皮却无心肝”。用这四个字来骂人，狠毒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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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所记被骂作“蒙面灌浆人”的“江浙五不肖”—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1582—1664）、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1609—1672）、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1616—1673）、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1662）、曹溶（字洁躬，号秋岳，1613—1685）—都是明清之际以诗歌文辞见重当世的人。但在改朝换代时，这五个人却进退失正，先后以大明的朝臣降附清廷。像这种甘于身事二姓的行检，和儒家的忠君思想是大相违悖的。乾隆朝编纂《贰臣传》，五人皆厕列其中。他们在生之时即广遭物议，甚至如沈氏所记，被骂作“蒙面灌浆人”，骤眼看来，该是情理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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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检读五人之中曹溶的《静惕堂诗集》和《倦圃尺牍》[4]，通过曹氏和别人酬唱的诗作以及往还的信札，便可发现曹氏在顺、康间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经常与为数不少的明遗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如果进一步将和曹氏有关者的诗文别集相互比对，更可清楚地看出曹氏先后在广东、山西两省任地方大吏的十多年间（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1655—1666]），他的幕友门客之中，便不乏被目为忠贞不渝的朱明遗民。曹氏的“遗民门客”，包括籍隶江浙的万泰（字履安，号悔庵，1598—1657）、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1629—1709）、俞汝言（字右吉，1614—1679）、严炜（伯玉）、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1613—1682），广东的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1630—1696）和陕西的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1633—1692）。至于曹氏的“遗民之交”，所牵带的范围便更广了。像江浙的朱鹤龄（字辰孺，号愚庵，1606—1683）、归庄（字玄恭，号恒轩，1613—1673）、僧今释（原名金堡，字道隐，1614—1680），广东的张穆（字穆之，号铁桥，1607—1683）、陈子升（字乔生，号中洲，1614—1692）、伍瑞隆（字国开，号铁山，1585—1668），山陕的傅山（字青主，1607—1684）、申涵光（字孚孟，号凫盟，1619—1677）、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1622—1702），都是曹氏晚年的挚友。至于浙东的遗民领袖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1610—1695）及其子弟门生，亦无不与曹氏通殷勤。和梨洲居师友之间的李邺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号杲堂，1622—1680），甚至曾懿许曹氏为“今日之人师模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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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顾亭林亦曾作曹秋岳的入幕之宾，而黄梨洲的弟子更许以为“人师模楷”，则秋岳生前在明遗民间的口碑自不当如此的恶劣。又况沈冰壶以乾隆初年人记顺、康间事，中间相距几及百载，“蒙面灌浆人”一说，其可信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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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曹溶及其知交的诗文别集，考察曹氏在明末及入清后的交游层面，意在说明清初士人间的交谊，往往为明末已建立之社会关系的延续与发展。换言之，朝代更替所引发起政治上的波动，在一般情况下，并未给士人间的交往带来极大的冲击。至少，就曹溶入清后的交游所见，他和他友人间在明朝所建立的情谊，不但足以承受得起明清之际政治上所带来的激荡，也因此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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