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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布政使任内（顺治十三年至十四年）的“遗民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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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岳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降附清廷，以前明的御史原职复官，后出任河南学政。往后十年间，官运似未亨通。至顺治十二年（1655），始见转机。是年秋岳由左通政使升为都察院御史，继而擢户部右侍郎，旋外调广东布政使。一年之内，连升三级。[31]秋岳才四十四岁，但已到达了一生仕途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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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岳在广东布政使任内一年间，其幕府之中，至少网罗了三名“遗民门客”：万泰、朱彝尊和严炜。这三人都分别和秋岳在晚明的交游网络有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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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泰（字履安，号悔庵，1598—1657），浙江鄞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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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泰和秋岳是崇祯九年（1636）同科举人，已如前述。但二人除有同年之谊外，还曾在顺治初年仗义合力为浙东李氏营葬。此事的先后，和秋岳与浙东遗民的交谊的发展至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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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1648）夏，浙江发生“五君子”密谋抗清事泄被难一案。[32]清廷于事后大举搜捕浙江知名文士，前明朝臣之拒不仕清者高斗枢（字象先，号元若，1594—1670）及子宇泰（字元发）和李棡及子邺嗣，都被牵连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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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李两家父子系狱杭州，幸得万泰“以奇计出之”[33]，遂获释。但甫一出狱，李棡以不甘受辱，绝粒自杀身亡。万、李两家既先有姻亲之约（万泰第七子斯备后娶邺嗣女），万履安遂为料理李棡后事。但丧费则大半得自身为李棡进士同年之秋岳，李邺嗣对此事自然终身不忘。二十多年后，值秋岳甲子大庆时，邺嗣为撰《寿曹秋岳先生六十序》颂寿。文中先叙两家交谊，继即忆述助葬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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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所闻禾中曹秋岳先生，则今日之人师模楷也。先生与先仪部（李棡）同中造士，胤（邺嗣）在弟子行，而以闭门三十年，徒尔怀风，渴于言侍。……先仪部向遭西陵之难，从人仓皇无所告。先生适至湖上，慨然出二万钱为赙，得以助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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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嗣所述，有二事足论。所谓“闭门三十年，徒尔怀风，渴于言侍”，可知邺嗣未尝以故人之子奔走于秋岳之门。事实上，邺嗣矢志不应荐举、不仕清廷，终生以“遗民”自处，当时即有定论。[35]惟邺嗣对身事二姓的秋岳，则始终感念不忘。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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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棡谢世之前五年，秋岳于李自成统治下之北京，屡被敲榨、拷掠，秋岳最终用以赎身的银子，亦不过二百两[36]，和他后来送赠李家的赙仪二万钱，数目如一。则秋岳于故人之慷慨可见。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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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岳资助李棡丧事，对秋岳往后和浙东遗民的交谊，固当大有裨助。此则由万泰与黄宗羲私交甚深，而黄宗羲与李邺嗣也有“亦师亦友”的关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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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秋岳与万泰在入清以后，虽然仕隐殊途，但始终通款不辍。李棡之丧后四年，万履安有严州之行，秋岳有诗送之。《静惕堂诗集》卷三十一《送万履安同年之桐庐因谒严州太守二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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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知发兴在桐庐，江上垂竿不为鱼。拨棹饱看潮信好，过城愁比客囊虚。山围战垒行应缓，秋健游人赋有余。到日邦君相劳苦，可无佳事慰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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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称病岂无因，实为兵戈碍隐沦。海寨帆樯时拍岸，公家征敛更沾巾。诗书漫卷趋邻郡，药物随宜访故人。旧草怀中忘未得，玉鞭曾踏凤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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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山围战垒行应缓”及“海寨帆樯时拍岸”，暗指兵气未消，实指郑成功于前此一年夺取金门、厦门，因得于闽海继续与清兵抗衡。与方志所记“闽海未靖，王师进剿，严[州]当孔道，络绎如织”[38]有相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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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履安何故以望六之龄走访兵凶战危之严州？一言以蔽之，为谋食耳。此于秋岳诗中亦可探得。合“过城愁比客囊虚”、“药物随宜访故人”两句以观之，则严州太守，实亦履安旧交；而远道往访，或即为谋一幕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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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州之行后四年，履安复随秋岳入粤，居幕府要职，显为谋食之计而已。履安于从广州寄浙东的《训子书》中即明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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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孙仍在周家读书否？祖父远出，母氏早亡，孤贫已到万分极处。凡事须刻苦勉励，无为人侮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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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孤贫已到万分极处”，自不能与履安之远走岭南为人作幕无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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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秋岳邀履安往广州掌其幕职事，浙东人多讳而不言。履安殁后，黄宗羲为作《墓志铭》，亦未及其事。[40]高斗魁所撰《悔庵万先生行状》也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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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顺治十三年[1656]），客居西湖。有故人之粤官者，偕先生以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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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故人之粤官者”，舍秋岳其谁？高氏之有意隐讳，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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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安同里人中，唯独他的儿女姻亲李邺嗣是直书其事的。前引邺嗣《寿曹秋岳先生六十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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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老友万悔庵先生，人中宿望。先生（秋岳）迎至岭外，与周旋数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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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与周旋数年”，“数”或为“经”字之误，亦有可能是邺嗣记忆出错。因为履安于顺治十三年（1656）秋冬之间抵粤，翌年九月即离粤返里，不幸途中染疾，客死九江湖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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