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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罗氏斥为“无骨”之徐健生，即徐世昌（东海、水竹村人，1855—1939）。谱成，罗氏复直斥徐氏廉丧耻尽。谱前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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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舆氏之诵伯夷曰：“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焉。墨胎氏以后，惟先生当之无愧色。”呜呼，时至今日，廉耻之道扫地尽矣。安得如先生者为之师表，俾顽廉而懦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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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谱徐枋之生平，意在树立忠君之典范，与后来所撰之《罗谱》同。而徐世昌被视作“反面教材”，亦事出有因。盖此前三阅月，徐世昌方获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十月十日就任。罗氏为此事愤愤不平，力指徐世昌“出卖”逊清宣统帝。盖据其文孙所忆，罗氏时“虽身在国外，而心仍系国内治乱，且念念不忘清朝复辟”[36]。于致静安札中，反复表露同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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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4/3/30书云：“李佳白在上海演说，谓非复辟不能存中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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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16/4/10书后继祖按语：“此札内容极多。……三、未忘国事。时升允（1858—1931）谋匡复，与岛、沪形成网络。公与沈寐叟（曾植）皆与谋，而其详不得闻。……随札所附寄剪报，大题《复辟再运动由来》，内分四题：问题发生由来，浙人真面目，升允氏来朝，宣统复辟问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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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六年（1917）七月闻张勋复辟事，半月之间，罗氏前后致书王静安七通，对局势之发展，密切追踪。时亦不掩其内心跃跃欲试之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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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勋失败，罗氏因误信柯凤荪之言，复辟之事，寄望于徐世昌。1918/4/25书云“东海（徐世昌）无他肠，其详俟返沪面告”。继祖按：“柯劭忞（凤荪）与徐世昌同年，交甚莫逆，故信徐能任复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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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痛恨于徐世昌，至借徐世昌本家徐枋之平生以刺之。则谱之现实意义亦昭昭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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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于复辟一事，终未放弃。遂有归国奔走之决定。先则嘱咐静安于国内物识居处，继则整理京都藏书，装箱付邮。此外，其亟亟于两谱之刊行，亦不无“投石问路”之意耶？沈乙庵不谙其用心，乃称其“急促无从容”，罗氏得知，惟“哑子食黄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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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徐俟斋先生年谱》面世尚未及一载，罗氏对谱主之观点即大为改变。致静安书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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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寒。现改订俟斋谱，又复读《居易堂集》，觉俟斋自守甚隘，可谓绝人逃生，而仍修身以望远人，仍不合于今日之杨朱派。是使俟斋而生今日，仍苦热肠而不容于今之世，何况弟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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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被誉为当世伯夷之俟斋，敬其清也；今则取司马光《疑孟》之说，以俟斋亦如伯夷，乃一“自守甚隘”之人！其时世变孔亟，而罗氏竟亦摇身一变，成为梁任公“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之追随者耶？罗氏当日之心境，或仅王静安能体会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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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文孙继祖《蜉寄留痕》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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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祖父未离开日本之前，写了两本书，一是《万年少先生年谱》，一是《徐俟斋先生年谱》，到今天，我才领悟到这两本书等于是他回国的一个信号，声明虽已回国了，还是不能“同流合污”，而决意要景行万、徐两位先贤，这就无异声明他要以“遗老”终其身，不受民国一丝一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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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回国后，“以‘遗老’终其身，不受民国一丝一粟”。此事的确做到了！惟“决意要景行万、徐两位先贤”一事，或确曾有此心愿，然观其回国后之行径，则与万年少、徐俟斋当年隐于山林、不问尘世间事者，终不免“渐行渐远”！盖罗氏归意已决后，尝于1918年底致王静安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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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归来，亦无以自遣，拟至梁格庄买地，并将筑慈晖堂以祀先祖妣先妣，并设法筹备义田事。若更有暇日，欲修北京顾亭林祠及灵岩涧上徐枋先生祠。此数事者，皆返国后大志愿也。此事方在胚胎，不欲与他人言，但为公言之。幸勿为人道及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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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后有罗继祖按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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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自述归国后志愿：一，买地梁格庄；二，筑慈晖堂祀祖妣与妣；三，筹备义田，修灵岩湖上徐俟斋祠，后皆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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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格庄位于河北易县，有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之崇陵在焉。罗继祖尝忆述罗氏初意于易县、沫水间卜宅，以其地傍先帝山陵，且去洹洛一带较近，便于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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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卜宅事不果，然亦于1919年冬专程往谒崇陵[44]，北京顾亭林祠亦尝一游。至修灵岩涧上徐俟斋祠，则诚如前文所记，罗氏早已视俟斋为“不容于今之世”，又何必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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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返国后，先居沪上长乐里，遣嫁其女与静安之子。旋即北上天津英租界赁宅，作久居之计。然则何以舍上海至繁华之长乐里而就天津之英租界？上海固当日清遗老聚居之地，惟距离其时政治中心所在之北京，距离较远。住京或恐有招摇之嫌，天津则俗所谓“天子脚下”，进可攻，退可守。凡此种种，料必在罗氏运筹帷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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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沪抵津，始发现赁居宅，“地僻宽朗，惟道路不佳，雨时不能出门”，惟有以“避世之人，却无所嫌也”自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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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罗氏实一热衷世事者。观其一生，栖栖遑遑，居上海时如是，作客京都时亦如是，此其性格所使然。故定居天津之明秋，遂有主导救济居京旗人之活动。罗继祖尝叙此事之始末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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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柯凤荪抵津，与先生议鸠资二三千元办京旗东（冬）账，以京旗鼎革后无以资生，死亡枕藉，当道复不加顾恤也。先生以为此但可缓须臾之死，所裨至微。不如宽筹款项，办一京旗生计维持会。凤荪韪之，而虑巨款难集。先生检所藏书画金石刻数百种，托秀水金颂清兴祥于京师江西会馆开“雪堂金石书画京旗义卖义赈即卖会”，三日间，得资二万元以为倡。以万八千元为会中基金，二千元赈豫灾。复至沪广募义金，先后共收十三万元。乃于十月望放急账，推及遵易东西两陵，并于京师设文课以恤士流，设工厂二所以收少年子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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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民国六年（1917），时尚居京都之罗氏闻国内“畿辅水灾奇重”，因“斥所藏珍玩数十种，得二万金，益以鬵字及劝募得金若干万，归国赈灾恤民，并视察故国地方策画中兴，知其时机未至，复东渡”。[47]今事隔数载，乃有关注京旗生计之行动，岂罗氏辈或以“策画中兴”之时机已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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