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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往来书信》1918/12/29，页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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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往来书信》致王国维，1919/11/10，页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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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往来书信》致王国维，1919/5/17，页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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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罗振玉年谱》，页86—87。罗继祖所述，见《往来书信》1920/11/1、1920/12/3，页50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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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罗振玉：《集蓼编》，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页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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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集蓼编》，页793；《罗振玉年谱》，民国七年（1918）条，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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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集蓼编》，页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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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北京诚轩拍卖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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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交游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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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顺治二年乙酉（1645），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率清师南下，行伍间挟之与俱的有降附了清廷的明朝官员三人，史可程、王砻和程先贞。据说这是为了招降南明弘光朝廷文武大员所布置的三着棋，其目标分别为史可法（1602—1645，与史可程为同祖兄弟）、王铎（1592—1651，与王砻为同胞兄弟）和钱谦益（1582—1664，与程先贞为挚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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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个说法属实，清廷的招降密计也只实现了三分之二。奉弘光命镇守扬州的史可法拒绝降清，作出了与城俱亡的壮举，于是有“扬州十日”的悲剧。而留守南京的高官王铎和钱谦益一同率领弘光朝的文武大员数百人，出南京城郊迎清师，让清师不废一兵一矢，长驱入城。这些都是清史上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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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程、王砻和程先贞为清廷当说客一事，根据目前所见的史料，尚难论定。但这三人之中，程先贞和史可程在入清后却分别和以忠节见称的顾炎武（1613—1682）建立过深挚的友情，倒是有案可稽的。“遗民”而与“降臣”论交，事不寻常，更何况是耿亮守节的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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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程先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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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先贞之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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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贞（1607—1673），字正夫，号葸庵，山东济南府德州人。程氏为鲁西望族，科第宦途，两皆顺遂。正夫的祖父绍（字公业），父泰，分别官至工部右侍郎和建昌府通判。正夫则凭借祖荫，在崇祯朝官工部营缮司员。入清以后，友人和正夫诗酒唱酬，还是以“程工部”称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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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都没有为正夫立传。至如他的墓志和祭文也尚未发现，只在《（道光）济南府志》收有小传一篇。短短不满二百字，对正夫在明清之际的行事，却是含糊其词：“甲申之变，正夫与其师卢世㴶诛伪官。家居二十年，杜门简出，以诗酒自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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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官”云者，当指李自成大顺朝廷的官员。卢世㴶（1588—1653），字德水，又字紫房，号南村病叟。[3]崇祯末曾官监察御史。入清后被征入京师，复原官。以病废辞，没有当上“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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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对正夫随清师南下事，却未提及，而入清后行事，亦只说他“家居二十年，杜门简出”。如此一来，正夫岂非朱明的遗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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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夫确是降附过清廷的；而他本人对顺治二年（1645）策马扬鞭，随新主南下一事，亦未尝讳言。他晚年作《自题小像》诗四首，其中的第三像题诗，便是追忆当时摇身变作新朝显贵时的得意情状的。诗前小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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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像：其颌颐间有二毛矣。乙酉北谒，赐蟒衣一袭，滥江干之役，腰横玉具，行色匆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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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顺治二年（1645），正夫三十九岁。“二毛”云云，指头白有二色。所谓“蟒衣”，即“象龙之服”，和皇帝御袍相似，但少一爪而已；这本是明朝的制度，清初因袭了下来的。当年身披蟒衣、腰横玉带的正夫，意气之勃发，可以想见。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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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仓皇尘土红，手携一剑学从戎。丈夫漫洒平生泪，自认须眉与昔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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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夫这一序一诗，虽未明言他为清廷向钱牧斋劝降，但却足以证明他本人确曾降附清朝。所谓“乙酉北谒，赐蟒衣一袭”，明言自山东北上，入京谒新主；而“滥江干之役，腰横玉具”，说的正是随清师南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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