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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麟（字甪角，号蛟门，1640—1688）《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韵》[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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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之中，冒襄[77]与亭林及徐东痴，年辈相若，三人皆明之遗民，此一类也；曹溶与亭林同年生，以明之廷臣降附清朝，为一典型之“贰臣”[78]，此又一类也；王士禄乃阮亭长兄[79]，举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为清人所培育之第一代官吏，此另一类也；陈维崧[80]与朱彝尊[81]则皆出明遗民之家，此亦一类也。然二人之经历，又有不同。入清后，朱竹垞始则身预抗清行动，继则参其乡先辈、业已降清之曹溶之幕府[82]；曹溶和《秋柳》诗时，竹垞即为门客，故二人和作成于同时。后竹垞举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试，为兴朝奔走，则彻底降清矣。陈其年与竹垞同举鸿博，然在此之前，亦尝游食四方。阮亭《秋柳》诗成时，其年方寄食江苏如皋冒氏水绘园。故冒、陈之和诗亦成于同一时。六人中年辈最小者为汪懋麟。[83]汪蛟门为康熙六年（1667）进士，亦举鸿博。然蛟门视阮亭为师，故和诗题称“先生”而自居门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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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六家及亭林、东痴所制而观，知当日和《秋柳》诗者，实括有明之遗民、清初之贰臣、幕客、橐笔游食四方之文士，以及清人所培育之第一代官吏。清初士人之政治抉择，此八人已囊括无遗。故阮亭《秋柳》之和作，实与其人之政治操守无关，此又不待尽读数十家和作而可先为断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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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亭林与今尚可知之其他《秋柳》和诗之作者，相知亦过半。其与徐东痴之交谊，既如上述。其与曹溶及朱彝尊于康熙初年亦在山西大同及北京多次晤面，论文谈艺，相得甚欢。此事之前后，已另有论述。[84]至亭林之与冒襄，早于顺治二年（1645）即尝有赠法书之雅。[85]二人之交谊，恐亦必非泛泛。是则此四人之行谊亦最能表见遗民、贰臣及幕客三类士人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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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尤有进者，本文因述亭林与阮亭之交谊，旁涉二人之门生及交好，益知清初士人固未尝以政治之分歧而左右彼此情谊之树立与发展。诚如上文所述，以亭林之坚贞卓越，其与徐夜、冒襄等结为遗民俦侣，固亦宜矣。其与王阮亭、施闰章等清廷所招致培植之官吏往还，尚自有说。及其交以明臣而降清如曹溶者，已为强调夷夏之防与民族大义者认作不可解。至亭林入主山东德州谢家，既收降臣谢升之遗孤重辉为门人，复以重辉因其父之降清而得荫，亭林竟为之飞书其服官清廷之友人，为谋置一官职。此等事行，又岂能徒以“不可执其一端而妄疑大节”[86]遂置而不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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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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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黄晦闻为北大讲授亭林诗前一年，沧县张继（字溥泉，1882—1947）于北平购得亭林《日知录》原抄本，蕲春黄侃（字季刚，1886—1935）为校记一通[87]，发现抄本与潘耒刻本出入颇大。如抄本“书明则本朝，涉明讳则用之字”。抄本又有“素夷狄行乎夷狄”及“胡服”两条，均为潘刻所无。[88]于是季刚乃师章炳麟（字太炎，1869—1936）为作《日知录校记序》[89]，既备悉其原委，复盛称其弟子恢复亭林千秋之志之功。最堪注意者，殆为太炎于《序》末纪年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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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戎祸纷挐，倭为溥仪蹂热河之岁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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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指日人于1933年侵略热河一事也。亭林《日知录》原抄本于此时被发现，实大足为当时方高涨之民族意识张目。太炎之纪年云云，用心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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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晦闻之选讲亭林诗于此时，其用心亦如太炎之纪年，可无疑矣。据其弟子吴宓（字雨僧，1894—1978）之忆记，吴氏于1935年1月3日往访其师时，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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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学术，三百年后，中国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之以诗自策当如亭林。[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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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又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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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之诗至伟，我亦非常人。以我而讲亭林之诗，真北大诸生之奇遇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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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之故，晦闻之解亭林《赋得秋柳》，遂不得不强调此诗与阮亭《秋柳》一题无涉。盖民族大义攸关，亭林又岂能与甘心为异族奔走之人通款唱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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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闻于1935年1月卒于北平后，太炎撰文以志其墓，中有云：“最后好昆山顾氏诗，盖以自拟云。”呜呼！太炎实晦闻之知己兼同志也。后十有七阅月，太炎亦殁，时在抗战军兴前一年零一月也。两先生当年蒿目时艰，多所会心，以亭林自况。是故撰为文字，多足以发扬民族正气，激励人心。其贡献之大，千秋自有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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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水不居，岁月悠悠，今日去晦闻之授亭林诗及太炎之序原抄本《日知录》，不觉遂已六十余载。居今日之世，而揣晦闻、太炎之情则可也；处今日之境，而承袭晦闻读亭林诗文之法，则似可不必。盖时代不同，观点亦异，此一代有一代之史观，而历史人物之评价，古今往往异趣之基本规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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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翻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书前《自序》，其中述注亭林诗之甘苦，有“考事易而逆志难”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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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其事，虽释必近辞书；妄逆其志，虽笺尤同扪竽。……今试问：亭林缅怀唐、桂，为何终生未作西南之游？志存恢复，为何北道之后，未见密谋抗清之实据？人皆谓亭林刚严方正，为何常与清朝官员往还？深恶降臣，为何仍交史庶常与程工部？鸿博既举，为何特恕潘、李且不废《广师》？至于责人坚守志节，而己则剪发易服；避用清朔，而仍书康熙年号，尤不可解。凡此种种，似集夷清、惠和于一身，既不可置而不议或曲为回护，亦不可执一端而妄疑大节。[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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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所设问之四五事，皆至得当。盖由其扎根于牢不可破之史实者故也。此等设问，亦如本篇所考述者，恐皆非黄晦闻、章太炎乃至时下侈言夷夏大防与乎士人之气节者所愿闻，殆亦意料中事。然细考王先生于所设问者，其响应之法，始则曰“逆其志”，继则曰亭林“集夷清、惠和于一身”。[94]且如谢国桢先生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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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亭林之与异己者相处，绝不能视为对权贵之妥协，而更足以见其以直道而行、威武不能屈之毅力，诚可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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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意则皆仍未摆脱旧说之窠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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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日讲亭林及其同时人之著述，意欲探索明清之际士人之行谊者，当如何谋求于以“政治操守”为单向性之论述之外，多辟途径，当为刻不容缓之事。否则，若王先生之所设问，及本篇之所考述，将无由获致合理之解释。此则亭林《赋得秋柳》诗探索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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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5日初稿于爱荷华州郡礼之荒村 同年8月12日定稿于香江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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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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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国桢：《顾亭林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页193。谢氏又曰：“亭林至京，曾主内院学士谢重辉家。至于文臣如王士禛、汪琬、施闰章之流，虽曾与之唱和，绝然不引为同调。”（页203）按：谢重辉之父升于顺治元年（1644），以明臣降清，官内院学士，重辉本人固未尝任此职。详本文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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