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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有时撤回，以明驾驭之在我，而不知此辈如毒药猛兽，未有不终罹其祸者也。故天下之大患，伤于有所恃，中于有所忽，而败于有所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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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崇祯自缢于煤山，谈迁再三慨叹，说“帝宠信常寺，竟同[宦官]王承恩对缢”[20]，很明显地指出明之亡与崇祯的下场，完全是崇祯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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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遗民史家攻击崇祯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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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史家对崇祯“鞭尸”的问题，在清初便有人作过解释。王世德的《崇祯实录》自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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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从来死国之烈，未有烈于先皇，殉国之痛，未有痛于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自知难免天下清议，于是肆为诽谤。或曰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贪财惜费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之咎归之君，冀宽己误国之罪，转相吿语。而浅见寡闻之士，以为信焉，遂笔之书而传于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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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德的话进一步指出了清初私修的明史中普遍地攻击崇祯的事实。但王氏对此一事实的解释却未免失之武断，而且太低估了明遗民史家的史识。他所说的“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显然是指仕清的明臣。遗民史家中确有与此辈往来者，如吴炎即曾致书钱谦益[22]，向他请教有关明朝史料的问题；谈迁亦曾在北京与吴伟业、霍达和曹溶等讨论明末的史事[23]。但若说这些“失身不肖丧心之徒”如何影响吴炎和谈迁对明史的意见，却是缺乏证据的。像张岱，则不但于明亡后便归隐湖山，而且自序所著的史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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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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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如果像王世德那样把谈迁、张岱和查继佐等明遗民史家都目为“浅见寡闻之士”，而解释他们对崇祯的评价为“诽谤”，恐怕不是治明清之际历史的学者所能接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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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的意见，明遗民史家对崇祯的攻击必须从清初的政治思想中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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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明遗民，目睹异族入主中原，身受亡国的惨痛之余，对明亡的原因作了彻底的检讨。这些检讨的结果，使他们普遍地对明代的君主独裁制度起了极大的动摇心。而他们对君主权力的态度遂始而怀疑，进而抨击，终而对君臣的观念追求新的定义。像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是这个新风气下的代表人物，而他们对君主独裁制度的抨击，以及他们的“天下之权，应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亦是治清初思想史的人所熟知的，不必在此赘论。[25]即使在当时和后世都较不知名的唐甄，也和黄、顾的见解相同。近人侯外庐指出唐甄“亦追求君主制度的道理，他把‘专制’之名用‘势尊’二字代替，来讲出一番惊人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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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也。……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君，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臣日益疏，智日益蔽。……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地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宫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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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论“人君高居，而不近人”，“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以及“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和遗民史家的攻击崇祯独夫之说，其理论是一致的。而他所说为君者的孤立，以至“公卿大夫，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则不啻是明代诸帝对待朝臣的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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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以“势尊”二字来代替“专制”以攻击君权，和清初一遗民僧以禅机来解说君臣之道，方法虽异，目的则同。《五灯》全书卷一〇八《吉州青原啸峰大然禅师传》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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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僧问……如何是君？师（大然禅师）曰：星中月最尊。问：如何是臣？师曰：日下捧红云。曰：如何是臣奉君？师曰：众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无水不朝东，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云从龙，风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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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然禅师俗名倪嘉庆，历官崇祯、弘光两朝，明亡后削发为僧。[27]他所说的“星中月最尊”和“日下捧红云”，暗藏“明”字，显然是不忘故国之意。以下论“臣奉君”、“君视臣”和“君臣道合”等问题，则是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虽然出之以禅机，他的主张基本上是和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攻击君主独裁的理论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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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清初明遗民对君权的抨击以及他们对君臣观念的重新估价是极普遍的现象。遗民史家之攻击崇祯，实在是这个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他们之攻击崇祯，与其说是攻击崇祯本人，毋宁说是攻击崇祯所代表的那种君主独裁制度。他们指斥崇祯独夫，并肯定崇祯“好名”、“贪财”、“不听谏言”和“信用宦官”为明室灭亡的因由，和当时的遗民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所不同者，只是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等人从理论上去分析君主专制的弊害，而遗民史家们利用历史实例来确定君主独裁的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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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持相反意见的是清初诸帝和他们的御用史家。这些人对崇祯的维护进一步肯定遗民史家攻击崇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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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廷对崇祯及明代诸帝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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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前一句“皆诸臣误朕”的话[28]，很博得取代了明朝的征服者的同情。李自成登极诏里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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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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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诸帝对崇祯更是维护备至。康熙首先指出遗民史家所持“崇祯为独夫以致明亡”一说的不妥当，而确定帝王的乾纲独断是一件好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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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诸帝，乾纲独断，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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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也不同意“明亡于崇祯之信任宦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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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之铢锄宦官，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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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承认崇祯“乾纲独断”，但却不以为这是明亡的原因；他也不否认崇祯晚年重用宦官的事实，但却否认宦官足以亡国。就他看来，明亡的原因是朋党而崇祯罪不与焉。这个说法和遗民史家的持论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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