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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完全承袭了康熙的意见。《明史·庄烈帝本纪》凡二卷，但对遗民史家所指出崇祯的种种“失政”却只字不载。《本纪》末附的赞，全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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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而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制置乖方，诈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迄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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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赞无疑是清廷对崇祯的“官方评论”。细读之下，可见满清对崇祯是褒多于贬的。就清廷的观点看来，崇祯是一个“慨然有为”之君，在位十七年中，无时不“殚心治理”；明亡的主因，在于将骄卒惰，崇祯之任用宦官，只是明亡的次要原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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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崇祯何有于满清而博得这样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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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康熙之极力主张明亡于朝臣的党争，和康熙中的南北党争有关。所谓“借古讽今”，康熙实际上是以明末史事来训诫他自己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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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康熙之所以维护崇祯，其目的不在于维护崇祯个人的人格与才能，而在于维护崇祯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其道理和遗民史家之所以攻击崇祯是相同的。以下试举一些例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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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崇祯和其他明末君主的政治才干是很轻视的。他曾说：“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33]但一涉及这些君主所代表的君权，康熙便要极力维护。因此，他否定崇祯以一帝王之尊应负亡国之责，而且称颂明代帝王的“乾纲独断”，视之为明代规模超越汉宋的原因。他又曾这样敕谕修《明史》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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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喝而病者尤众。夏日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勠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喝若斯甚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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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表面上对《正德实录》怀疑，实际上他是有意替明代的君权辩解。他把朝臣对炎夏的抵抗力来和“勠力于烈日之中”的“行间将士”相提并论，而企图否定《正德实录》所载明武宗虐待朝臣的史实，其辩解的方法固然不合常理，但是他维护君主尊严的本意却是用心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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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也曾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明史》修成后四十年，乾隆下谕明令馆臣把《英宗本纪》作若干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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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阅所进签之英宗本纪，如正统十年，巡抚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同时杀两御史，而未详其获罪之由，不足以资论定。又土木之败，由于王振挟主亲征，违众轻出，……致英宗……陷身漠北。乃纪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语，尤为疏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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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要史臣补载汪澄及柴文显等被杀之由，无非在表明君主不会无故杀戮大臣；又要补记宦官王振挟主亲征的事实，意在替明英宗推诿军事责任，以维护帝王的尊严。两事合观，乾隆维护的用心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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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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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历朝的末代帝王，总是惯例地被新兴王朝攻击一番。自《书经》和《史记》把夏桀和商纣描写成典型的“亡国之君”，唐代以来的官修史书，便一贯地利用这个“桀纣”的模型，套之于末代帝王的身上[36]，以表明新兴王朝的“天命攸归”。像《隋书》里的隋炀帝和《元史》的元顺帝，都是明显的例子。而崇祯以一末代帝王，却得新兴王朝的维护，而反被自认为忠于明朝的遗民史家所攻击，这无疑是史学史上仅有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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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维护崇祯，自与清承明统的特殊历史情况有关。因为满清入关，其理由是“为大明复仇”；多尔衮攻下北京后即为崇祯发丧建陵，典礼优加，这固然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满清向天下表明大明是亡于流寇的手上。清代的继承明统，既然与汉唐的取代秦隋不同，满清也就无须以崇祯的“失德”为理由来替新政权辩护，而官修明史中的崇祯，也就不必是前史的“亡国之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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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点是：清代以前的史家，视历来的“末代帝王”为“失德”的统治者的具体代表，而在清初人的眼中，崇祯所代表的却是一种中央集权、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清廷要维护此一制度，故不惜维护此一前代帝王，而明遗民史家因反对此一制度，乃不得不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因此清初对崇祯评价的相歧，其实是对君权问题的一场争论，和双方对崇祯在情感上的怀念和同情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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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乾隆盗明陵大木的传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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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乾隆坏明陵飨殿，取其大木为宫室。一日戏问侍臣：掘墓何罪？答：见骨当斩，不见骨发遣。帝答曰：吾其以江南为配所矣，遂再幸江南。此虽委巷谰语，然可征当时盗用明材传说之不能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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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帝盗用明陵木材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么他们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的居心便更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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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遗民史家们，虽然在私修的历史著作中猛烈攻击崇祯，但他们对崇祯本人却是怀念不已的。著《国榷》的谈迁于1654年游北京崇祯的陵墓后，留下了以下一段动人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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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霁。欲觅驴游陵。逆旅问谁为陵者。曰：银泉山，盖往闻先帝葬银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驴为。啜面而行。……出西门，……久之，度可六七里，问程焉。曰：未已也。悔为逆旅所卖。……屡迷屡问。偶从一梓人渐及西红门，有老阉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思陵许公也。杖者问余何往。曰：银泉山。曰：银泉山芜甚，何往也。余不解其意，别而前。自西红门数百武，黄屋在望，甚俭。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沉沉也。余越黄屋而过之。问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祯皇帝葬处，余愕然，仰黄屋之额，果思陵也。亟反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丈门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为雪涕叩阶下。念重趼至此，咫尺不及详五步之内，岂吾固有所恨耶。仍雪涕叩而退……亡何，陵户启钥。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展拜讫，出，进北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下。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约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鸟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生为万乘，殁为游魂。又展拜，泣不自禁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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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谈迁已六十二岁，还在北京搜集材料。以一垂暮的老翁，步行去找“先帝”的陵墓，“屡迷屡问”。及至思陵，则“雪涕叩阶下”再三，“展拜”再三，终而“泣不自禁”。可见谈迁对崇祯的情感是浓厚的，这和满清统治者对这位前代之主(以及他的先祖）的陵墓的冷薄，恰成一强烈的对照。谈迁的《游思陵记》借一守陵太监的话，把清廷对明十三陵的刻薄政策一一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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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与焉。各陵祭田六顷，奉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裁。止田一顷，收才十缗。以祭不赡，诉之州大夫。大夫曰：虽不祭，亡害。吾曹惧违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节，具羊豕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节，各素祭，荐酒一巵。望、朔二十钱，燃寸烛，献茶三瓯。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余听之泣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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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内，祭田从六顷减为一顷，以致思陵“祭不赡”，无怪谈迁“听之泣下”。而《明史·庄烈帝本纪》赞里所说清廷对崇祯“典礼优厚”的所谓“圣朝盛德”，原来只不过是一顷祭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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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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