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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也。……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君，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臣日益疏，智日益蔽。……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地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宫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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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论“人君高居，而不近人”，“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以及“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和遗民史家的攻击崇祯独夫之说，其理论是一致的。而他所说为君者的孤立，以至“公卿大夫，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则不啻是明代诸帝对待朝臣的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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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以“势尊”二字来代替“专制”以攻击君权，和清初一遗民僧以禅机来解说君臣之道，方法虽异，目的则同。《五灯》全书卷一〇八《吉州青原啸峰大然禅师传》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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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僧问……如何是君？师（大然禅师）曰：星中月最尊。问：如何是臣？师曰：日下捧红云。曰：如何是臣奉君？师曰：众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无水不朝东，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云从龙，风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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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然禅师俗名倪嘉庆，历官崇祯、弘光两朝，明亡后削发为僧。[27]他所说的“星中月最尊”和“日下捧红云”，暗藏“明”字，显然是不忘故国之意。以下论“臣奉君”、“君视臣”和“君臣道合”等问题，则是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虽然出之以禅机，他的主张基本上是和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攻击君主独裁的理论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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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清初明遗民对君权的抨击以及他们对君臣观念的重新估价是极普遍的现象。遗民史家之攻击崇祯，实在是这个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他们之攻击崇祯，与其说是攻击崇祯本人，毋宁说是攻击崇祯所代表的那种君主独裁制度。他们指斥崇祯独夫，并肯定崇祯“好名”、“贪财”、“不听谏言”和“信用宦官”为明室灭亡的因由，和当时的遗民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所不同者，只是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等人从理论上去分析君主专制的弊害，而遗民史家们利用历史实例来确定君主独裁的后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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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持相反意见的是清初诸帝和他们的御用史家。这些人对崇祯的维护进一步肯定遗民史家攻击崇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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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廷对崇祯及明代诸帝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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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前一句“皆诸臣误朕”的话[28]，很博得取代了明朝的征服者的同情。李自成登极诏里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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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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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诸帝对崇祯更是维护备至。康熙首先指出遗民史家所持“崇祯为独夫以致明亡”一说的不妥当，而确定帝王的乾纲独断是一件好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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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诸帝，乾纲独断，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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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也不同意“明亡于崇祯之信任宦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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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之铢锄宦官，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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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承认崇祯“乾纲独断”，但却不以为这是明亡的原因；他也不否认崇祯晚年重用宦官的事实，但却否认宦官足以亡国。就他看来，明亡的原因是朋党而崇祯罪不与焉。这个说法和遗民史家的持论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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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完全承袭了康熙的意见。《明史·庄烈帝本纪》凡二卷，但对遗民史家所指出崇祯的种种“失政”却只字不载。《本纪》末附的赞，全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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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而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制置乖方，诈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迄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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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赞无疑是清廷对崇祯的“官方评论”。细读之下，可见满清对崇祯是褒多于贬的。就清廷的观点看来，崇祯是一个“慨然有为”之君，在位十七年中，无时不“殚心治理”；明亡的主因，在于将骄卒惰，崇祯之任用宦官，只是明亡的次要原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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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崇祯何有于满清而博得这样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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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康熙之极力主张明亡于朝臣的党争，和康熙中的南北党争有关。所谓“借古讽今”，康熙实际上是以明末史事来训诫他自己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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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康熙之所以维护崇祯，其目的不在于维护崇祯个人的人格与才能，而在于维护崇祯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其道理和遗民史家之所以攻击崇祯是相同的。以下试举一些例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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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崇祯和其他明末君主的政治才干是很轻视的。他曾说：“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33]但一涉及这些君主所代表的君权，康熙便要极力维护。因此，他否定崇祯以一帝王之尊应负亡国之责，而且称颂明代帝王的“乾纲独断”，视之为明代规模超越汉宋的原因。他又曾这样敕谕修《明史》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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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喝而病者尤众。夏日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勠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喝若斯甚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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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表面上对《正德实录》怀疑，实际上他是有意替明代的君权辩解。他把朝臣对炎夏的抵抗力来和“勠力于烈日之中”的“行间将士”相提并论，而企图否定《正德实录》所载明武宗虐待朝臣的史实，其辩解的方法固然不合常理，但是他维护君主尊严的本意却是用心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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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也曾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明史》修成后四十年，乾隆下谕明令馆臣把《英宗本纪》作若干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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