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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阅所进签之英宗本纪，如正统十年，巡抚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同时杀两御史，而未详其获罪之由，不足以资论定。又土木之败，由于王振挟主亲征，违众轻出，……致英宗……陷身漠北。乃纪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语，尤为疏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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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要史臣补载汪澄及柴文显等被杀之由，无非在表明君主不会无故杀戮大臣；又要补记宦官王振挟主亲征的事实，意在替明英宗推诿军事责任，以维护帝王的尊严。两事合观，乾隆维护的用心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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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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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历朝的末代帝王，总是惯例地被新兴王朝攻击一番。自《书经》和《史记》把夏桀和商纣描写成典型的“亡国之君”，唐代以来的官修史书，便一贯地利用这个“桀纣”的模型，套之于末代帝王的身上[36]，以表明新兴王朝的“天命攸归”。像《隋书》里的隋炀帝和《元史》的元顺帝，都是明显的例子。而崇祯以一末代帝王，却得新兴王朝的维护，而反被自认为忠于明朝的遗民史家所攻击，这无疑是史学史上仅有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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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维护崇祯，自与清承明统的特殊历史情况有关。因为满清入关，其理由是“为大明复仇”；多尔衮攻下北京后即为崇祯发丧建陵，典礼优加，这固然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满清向天下表明大明是亡于流寇的手上。清代的继承明统，既然与汉唐的取代秦隋不同，满清也就无须以崇祯的“失德”为理由来替新政权辩护，而官修明史中的崇祯，也就不必是前史的“亡国之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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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点是：清代以前的史家，视历来的“末代帝王”为“失德”的统治者的具体代表，而在清初人的眼中，崇祯所代表的却是一种中央集权、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清廷要维护此一制度，故不惜维护此一前代帝王，而明遗民史家因反对此一制度，乃不得不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因此清初对崇祯评价的相歧，其实是对君权问题的一场争论，和双方对崇祯在情感上的怀念和同情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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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乾隆盗明陵大木的传说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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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乾隆坏明陵飨殿，取其大木为宫室。一日戏问侍臣：掘墓何罪？答：见骨当斩，不见骨发遣。帝答曰：吾其以江南为配所矣，遂再幸江南。此虽委巷谰语，然可征当时盗用明材传说之不能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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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帝盗用明陵木材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么他们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的居心便更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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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遗民史家们，虽然在私修的历史著作中猛烈攻击崇祯，但他们对崇祯本人却是怀念不已的。著《国榷》的谈迁于1654年游北京崇祯的陵墓后，留下了以下一段动人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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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霁。欲觅驴游陵。逆旅问谁为陵者。曰：银泉山，盖往闻先帝葬银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驴为。啜面而行。……出西门，……久之，度可六七里，问程焉。曰：未已也。悔为逆旅所卖。……屡迷屡问。偶从一梓人渐及西红门，有老阉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思陵许公也。杖者问余何往。曰：银泉山。曰：银泉山芜甚，何往也。余不解其意，别而前。自西红门数百武，黄屋在望，甚俭。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沉沉也。余越黄屋而过之。问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祯皇帝葬处，余愕然，仰黄屋之额，果思陵也。亟反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丈门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为雪涕叩阶下。念重趼至此，咫尺不及详五步之内，岂吾固有所恨耶。仍雪涕叩而退……亡何，陵户启钥。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展拜讫，出，进北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下。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约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鸟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生为万乘，殁为游魂。又展拜，泣不自禁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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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谈迁已六十二岁，还在北京搜集材料。以一垂暮的老翁，步行去找“先帝”的陵墓，“屡迷屡问”。及至思陵，则“雪涕叩阶下”再三，“展拜”再三，终而“泣不自禁”。可见谈迁对崇祯的情感是浓厚的，这和满清统治者对这位前代之主(以及他的先祖）的陵墓的冷薄，恰成一强烈的对照。谈迁的《游思陵记》借一守陵太监的话，把清廷对明十三陵的刻薄政策一一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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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与焉。各陵祭田六顷，奉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裁。止田一顷，收才十缗。以祭不赡，诉之州大夫。大夫曰：虽不祭，亡害。吾曹惧违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节，具羊豕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节，各素祭，荐酒一巵。望、朔二十钱，燃寸烛，献茶三瓯。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余听之泣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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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内，祭田从六顷减为一顷，以致思陵“祭不赡”，无怪谈迁“听之泣下”。而《明史·庄烈帝本纪》赞里所说清廷对崇祯“典礼优厚”的所谓“圣朝盛德”，原来只不过是一顷祭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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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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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成后，得读近年出版姚雪垠著《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该书上册“前言”里论及崇祯，有这样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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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的亡国，不但明朝的遗民，而且整个清代的封建士大夫中评论他的时候都对他抱有同情。（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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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这段话是有待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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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岁暮记于爱荷华州古兰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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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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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稿曾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之“清史档案研讨会”上宣读（1978年7月4日，台北）。改写期间，承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郑愁予先生，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彰健先生，及克利夫兰博物馆何惠鉴先生提供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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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祯宫词》（《昭代丛书》戊集），自序，页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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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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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崇祯宫词》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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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陈子升的《崇祯皇帝御琴歌》（《东洲草堂集》卷七）和吴伟业的《琵琶行》《宣宗御用金蟋蟀盆歌》（《吴词集览》卷四），都是较显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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