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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和牧斋《辛巳元日》题作《元日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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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论揽胜与搴芳，随意松寥共竹房。户小偏宜谙昔酒，心闲作计答流光。收书蓄画消贫癖，坐石看山类醒狂。春色从头排日过，溪花应笑为谁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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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另有《再叠除夕元旦韵》二首[54]，均此年和牧斋者，兹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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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稼轩于柳如是来归牧斋伊始，即与老师及“新师母”唱和。陈寅恪书中屡称稼轩为“柳党”，且谓“即牧斋门下士中，凡最与稼轩有关者，俱为同情河东君之人”[55]。论诚不虚。上录稼轩和诗，实为陈说上佳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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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轩于明亡前为牧斋序刻《初学集》。不二年而牧斋因迎降事而为时流所诟骂。然稼轩独以“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晩节，而尤推重河东君”[56]。盖论者早已指出稼轩自“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57]。然则二人当年同官北京时，均嗜北酒而恶南酿，特其中之一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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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牧斋之酒侣，下文将续有考述。现在先讨论牧斋以南人而嗜北酒一事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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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疑个人品味之外，牧斋偏爱北酒，实与其政途之经历有关。质言之，长安之酒，所象征者乃当日世间最尊荣之权位也。按之实情，亦惟官高爵尊者始能揽得佳酿。牧斋诗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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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致一罂，一石数金直。爱惜閟馨香，收藏辟风日。封题复再拜，辇输权贵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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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欲得佳酿，必须求官位。牧斋对己身“不独恋官爵，兼亦为酒累”[59]，坦言不讳。换言之，仕途之顺畅与得佳酿而饮之，是二而一的。必明乎此，始足以解读牧斋《饮酒》中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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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多爱官者，不复知酒旨。亦有爱酒者，不暇计官美。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肠烂饮不休，漏尽宦不止。耆酒与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缪，官罢酒亦耻。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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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遣词抒怀之率直，了无掩映之态，集中他作，恐无逾于此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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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第七首，所言亦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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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长安，市酒类拾沈。还忆良常醴，如饥思得饪。美酒不博官，吾计久已审。况乃官又罢，颂系受凄凛。已矣归去来，无为叹苒荏。多乞于家酒，细与程生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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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录两诗反复说明了牧斋以北酒为人世权位荣华之最高象征。牧斋之偏嗜北酒，正透露了他对此种荣华之向往与追求。但第七首则明言，既然官已罢了，便不如早日南归，盖南方虽佳酿不多，仍有金坛于家所制之五加皮，可与程孟阳共醉。且“官位”操之于人，而“饮酒”则操之于己，两者皆失，则又何必？故牧斋诗“官罢门闲犹自可，酒干壶尽更难堪”[62]不徒自解，亦见其对世情之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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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牧斋对南酒之“厌恶”，至云“餔糟与啜醨，委顿非吾志”，恐亦非仅为个人品味所关。盖牧斋累于诗中以酒喻人，给酒赋予“人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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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酒如见君，无为苦相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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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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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长相忆，此酒似我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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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言好酒如好友。反言之，恶酒便自然与恶人无异了。牧斋诗有发此意者，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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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酒如恶客，其性悍而鸷。撑肠芒角起，薄喉炉炭炽。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迟。口吻滋嗫嚅，关鬲长脂腻。我性与之违，何能强周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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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所言“性柔且迟”、与小人无异之甜酒，正是南方所产。和牧斋所称赞“清甘滑辣香”之刁酒[66]，相去何能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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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牧斋所厌恶者，恐怕不止南方所产性近“小人”之甜酒；他所怀恨的，也许尚有南方所产而在晚明弄权误国之“小人”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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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牧斋得第入仕之后，两度官位高攀之际，出而阻挡其前路者，一为温体仁（长卿、圆峤，？—1638）[67]，一为周延儒（玉绳、挹斋，1588—1644）[68]，此治晚明史者所熟知。温为浙江乌程人，而周则籍隶江南宜兴，地皆以产甜酒著名。牧斋因温、周之故而迁怒甜酒，亦常理中事。明乎此，则牧斋叙说当日京师所售之假冒刁酒（“刁酒非沼水”），其“味薄甜如饧”，所谓“薄”者、“甜”者，恐即牧斋心目中之温体仁与周延儒，当日以南人居高位之“假冒北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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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牧斋在晚明政坛之同道，则大皆为江淮以北之人物。前举之籍隶河北吴桥之范景文外，如孙承宗（稚绳），河南高阳人[69]；卢世㴶（德水），山东德州人[70]，皆牧斋共去留。然则牧斋爱北酒而恶南酿，当亦不能无所寓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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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牧斋诗中之“仙家酒”与“佛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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