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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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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制下，挂名武官头衔的人，并不见得都参与军务，许多执掌仓库、监管税务、效力案牍、厕身宫闱，甚至服务医界的人，都归属武职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资序升迁。但张亢不仅像前辈柳开、陈尧咨那样赴河北前线就任地方官，更长期在西北对夏战场出任带兵军职，或镇守一方，或指挥作战。可以说，他是真正经历了战火血光的戎马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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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宋夏关系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张亢被调往西北，出任泾原路兵马钤辖，兼任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镇，泾原路则为陕西前线四路防区之一，正北方面对西夏的中心地带，如当时人所指出：地势开阔，易攻难守，直接关系关中安危，“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当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当政者显然是看中张亢的才略和胆识，才赋予如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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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英雄须得用武之地。谋勇兼备的张亢适得其所，便大展拳脚。在对夏开战后，张亢多次针对宋军战场失利的原因，提出解决之道，如建议集中兵力和指挥权、减少主将与部队的调换、加强通讯保障、提高训练质量以及避免盲目出击等等，部分建议得到了采纳。从传世的宋代文献中，可以读到张亢的许多论兵奏议，其见解可谓有识、务实，多切中要害，确非一般武夫悍将或未经战阵的文臣所能虑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挥权的良策，因关乎宋代分权御将的传统禁区，故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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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并非仅善于纸上谈兵，难得的是还勇于和善于用兵。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宋边陲要地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间），致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城以北）与府州（今陕西府谷）之间联系中断，彼此军民只能困守孤城。当年，这一带都归属河东路，而非陕西路。当地原本缺水，围城以后，饮水更紧缺到“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传到京师，执政大臣忧心忡忡，朝堂上讨论的结果，是考虑放弃两城，退守黄河东岸的保德军（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张亢受命出任并代钤辖，火速被派往前线了解实情。他以超人胆魄单骑抵达府州城下，由于周边不时有西夏游骑出没，守城军人不敢相信来者何人，经出示符牌后，才被放入城门。张亢考察一番后，毅然承担起防守职责。他一改前任被动防御的做法，抓住敌军松懈的有利时机，派人出城采伐薪木、收集涧水，修筑外围堡寨，控制水源，加强练兵并调动士气。又乘夜出奇兵收复了要塞琉璃堡，从而巩固了府州的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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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进而主动用兵，力图打通与西面麟州城的联系。大约在来年初，张亢亲率三千士卒运送物资增援麟州，返回途中遭遇上万夏军的包围，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激励将士：你们已陷于死地，向前厮杀还有生还的希望，后退或者逃跑只会遭到惨杀。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起，他机智地借助风势，带领勇气百倍的部下发起冲锋，不仅大败对手，还夺取了上千匹战马。不久，张亢又在一处叫兔毛川的地方精心设下圈套，在川道周围高地埋伏了数千弓弩兵。当时，朝廷为补充西北战场的兵力，在开封内外招募了一批市井无赖子弟，组编为“万胜军”。但这些士卒因训练不够，素质低下，所以来到前线后以怯战而出名。张亢便利用敌人轻视万胜军的心理，令精锐的虎翼军扮作万胜军，然后率领他们与夏军对阵。战斗开始时，掉以轻心的党项军发起进攻，然而没想到却遇到强手，屡攻不下。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埋伏的宋军射手从侧后翼发起猛攻，遂大败党项人，取得了斩首二千余级的重大胜利。两次战役结束后，张亢不失时机地在要地赶修五处堡寨，终于打通了麟、府二州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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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张亢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压制了党项的攻势，提升了宋军的士气，极大地改善了麟、府地区的防御状况，这也是当时北宋御夏战争中不多的胜利之一。难怪元人修《宋史》时，对此称道：张亢起于儒生，但通晓韬略，敢于用兵，“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有关西夏的文献记载，也承认被张亢连败两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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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黄土高原地带，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很难对付机动灵活的党项骑兵。通过实战经验，张亢充分意识到堡寨体系阻遏骑兵的重要作用，故十分重视修筑堡寨。不过，以后张亢继续实施修筑堡寨的计划，却遭到个别上司的阻力。庆历四年，张亢升任并代副都部署、河东沿边安抚使兼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负责河东中北部的防务。他积极主张在麟、府与西夏接壤地区扩建堡寨。此时，“庆历新政”夭折不久，主持其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离朝，六月间，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钦差身份出使河东。范仲淹长期在西北抗击西夏，富有军事经验，所以对张亢的计划予以支持，并奏请宋仁宗下诏，令张亢负责完成这一计划。但是，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明镐却不同意。按照当时官场规矩，明镐是河东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是张亢的顶头上司。所以，明镐屡次下达停修的公文。倔强的张亢并不买账，表示：自己受诏行事，也不怕得罪长官。他将送来的每道牒文也不开阅，都封存起来，督促部下日夜赶工。等到全部竣工后，张亢才将那些公文启封，同时上奏请罪。如此一来，河东前线的防御大大增强，每年还可以减少戍兵万人，日后韩琦经略河东时，看到这些堡寨也称赞张亢的远略。不过，张亢虽没有受到处罚，却开罪了明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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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张亢调往河北镇守瀛洲（今河北河间），遇到的顶头上司河北安抚使夏竦，又是以往在陕西得罪过的上级。夏竦属老资历的官僚，元昊反宋时，是陕西最高指挥官，既胆怯又无能，曾受到党项人的嘲笑。夏竦心胸狭窄，当年因张亢批评过自己，一直心存怨恨。因此，当张亢提出对瀛洲城池进行扩修，以加强防护功能时，夏竦便刻意制止。但张亢依旧不顾阻挠，完成了工程，其敢作敢为的特点令人佩服，却为自己埋下了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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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作为称职的将领，还有其他值得称道之处。他驭军严明，领兵驻扎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好的口碑。他善于使用间谍的特长，特别为宋人称道。在著名文人苏辙笔下，还保留了张亢用间的生动故事。说的是，张亢在镇守高阳关（在今河北省高阳县东）期间，为掌握辽军动向，不惜花费重金招募间谍。某日，有一人来见，要他屏退侍从再告以要事。张亢先将其谩骂一番，然后才打发走身边随从。来人对张亢说：你使钱如粪土，但所用非人，不如用我。张亢又对其胡乱骂了一顿，佯装不懂，此人只得告诉内情。原来，该人外甥女不仅容颜秀美，而且能歌善舞，自被契丹人掠去后便受到国主的宠幸。最近，其外甥女派人到本朝境内买东西，他便想借机了解契丹人动向。张亢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不仅赏给大量金钱，而且将自己喜爱的一条“紫竹鞭”也给了间谍。从此，辽军一举一动都能及时掌握。的确，为了搜集重要情报，理应舍得花费资财。然而，张亢的这些做法未必能获得文官们的理解，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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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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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昊反宋后，张亢先后在泾原路、鄜延路、并代路、高阳关等地镇守，时间大约在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七年（1047）期间。任职的地方都是陕西、河东及河北对夏和对辽前线边防重地，其军职由一路统兵官（兵马钤辖、副都部署）到方面将帅（经略安抚招讨使）。与此同时，按照宋代官场叙迁惯例，张亢还先后获得右骐骥使、遥领忠州刺史、西上閤门使、四方馆使、遥领果州团练使、引进使、遥领眉州防御使等武阶官衔。其中引进使为从五品，遥领防御使乃遥郡官第三级，为中上级武官加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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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显露于军界，一时颇得一些主政者的倚重，多次被委任应对突发事件或紧张局面。庆历元年那次调任并代钤辖，即是解决麟、府二州困境。到第二年中形势缓和后，适逢辽朝陈兵要挟，又被立即调往河北前线。同年十一月，当宋军大将葛怀敏惨败定川砦（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一带）后，一时西北震恐，宋仁宗想派范仲淹镇守渭州和泾原路，以应对局面。范仲淹自感力不从心，遂推荐张亢出任。于是，张亢临危受命，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此职实为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也是张亢毕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可以说走到其从武生涯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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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代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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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公使钱是朝廷发给地方官的一笔经费，用以应酬宴请、馈赠及交通等等支出，实际上使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员们支配。庆历二年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为了弥补公使钱的不足，只得派手下牙吏从事贩运盈利活动，增加经费收入，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张亢轻财好施，凡宴请犒赏，常过于他人，“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告发他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营私谋利，进一步夸大成贪污罪。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情况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今陕西彬县）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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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深知前线情形和张亢为人，便主动为其担保，指出只要没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为罪过，并称自己与另一位统帅韩琦在前线同样用公使钱接济过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一并治罪。在范仲淹的一再辩护下，张亢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职务先降为并代州副都部署。数月后，再贬为更低级的钤辖，官衔则由引进使降为四方馆使，时间大约在庆历四年（1044）初。公使钱事件对张亢造成很大的打击和影响，从此仕途坎坷，也成为朝中有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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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遭到的第二次打击与犒赏军人有关。庆历七年九月，重回重镇渭州任职的张亢在犒赏部下时，对苛刻的计算办法加以调整，有意优待军人，陕西转运使（主管民政财经的长官）便控告他擅自改变规定。正是冤家路窄，张亢以前曾指责过无能的夏竦，此时任最高军政官——枢密使，当然不愿放过他，便公报私仇，兴师问罪。不幸的是，昔日与张亢结怨的明镐，此时正任中央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镐的手里。于是，张亢被连贬数级，更从渭州重镇调到内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隔一月，御史宋禧大概受到当权者指使，又老话重提，继续弹劾张亢公使钱旧案，使他又遭到贬责，官衔降为空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出知寿州（今安徽凤台县）。经过这样的贬黜，张亢实际上被赶出军门，失去了带兵之权，远离为之奋斗的前线，成为内地普通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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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还有讲公道的人。来年七月，新任的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说，经过调查发现以往张亢公使钱旧案纯属冤案，并无谋私取利之实，他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诏将其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的身份转为文职性的将作监，将作监是当日朝廷一个闲散部门，挂名长官并不就任，所以张亢被差遣到邻近地方仍任知州。这次恢复文官头衔，在时人眼里显然带有安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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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三年，张亢又几度变换文武身份，但依旧徘徊于地方衙门。他又因荐举官员失当受罚，被调任别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张亢的一位老同学大约有功名出身，却多年无法出头，他出于同情遂举荐其为知县。结果这位旧相识做官出事，张亢便受到牵连。然而，生性仗义的张亢并未介意，那位旧相识以后又来求他接济，张亢不计前嫌，馈赠许多金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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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困顿，张亢才逐渐恢复引进使、果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的原有武职官衔，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区的副指挥官。任命刚下达，似乎又有人同情，接着再从引进使迁为客省使，这当然还是属于加衔。不幸的是，张亢却患上足疾，无法重返军旅，只得改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怀州（今河南沁阳）继续做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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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州近邻黄河，河患频繁，因早年有成功治河的经历，张亢很关注此事。一天，他与邻州官员约定来到交界之处，会商治河事务，直到次日才返回。这本属官员勤政的表现，不料却被上司告发，不知以什么罪名竟将他处分，这位昔日指挥过成千上万军马的将帅，被降为州下管理地方武装的钤辖小官。显然，张亢已成为有“污点”的人，随便什么借口都可以成为被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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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三月，已到暮年的张亢被升迁到河阳（位于今河南孟县以南）部署的军职位置，这比钤辖要高一些，但不及他以往担任过的官职重要。早已心灰意冷的张亢以身体多病请辞。朝廷监察机关的首脑、御史中丞韩绛认为他在怀州等地有过不法行为，也反对加以任用。张亢遂请求恢复文臣身份，上面批复改为秘书监，倒是满足了他的请求，却是个无差遣的虚职。一个多月后，也许又有同情者替他说话，朝廷重新恢复张亢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原官，委派其出任徐州（今江苏徐州）部署。第二年大约九月间，六十三岁的张亢死于徐州部署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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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亢坎坷的经历来看，屡次被贬的理由大多牵强附会，关键的两次贬黜又属报复所致，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张亢死后，新任御史中丞王畴向皇帝反映张亢昔日功绩，请求加以褒奖，宋廷乃追赠其观察使的武职加衔。按照宋制规定，观察使在防御使之上，这便算是抚慰了。张亢有五子，但皆不显于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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