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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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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会前每人发一份参考资料：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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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郭小川保留了这次会议的不完整的记录，纪录稿开头有几句话：“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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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蒙的第二部小说，写于1956年4月，经副主编秦兆阳修改，发表在9月的《人民文学》上。如果说，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他对经年阅读的苏联文学的一种致敬，这一部短篇，则是响应团中央号召，向娜斯佳学习。娜斯佳是苏联小说《拖拉机站后长和总农艺师》里的主人公，一个经验不足、却勇于同落后现象做斗争的青年。50多年后，王蒙说，他曾经试着翻过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怎么也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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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刻画了两个仍然保有学生气的人物林震和赵慧文，面对区党委里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陷入一种困惑：现实中的党委工作和他们小学时听的党课内容不是一个味儿。小说后半部，弥漫着一种孤寂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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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芳曾说：王蒙有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在他还是个孩童时就形成了。7岁，放了学，怕父母吵架，不想马上回家，于是闲逛。闻到肉香，馋，没钱，也没有向父母要钱的经验。再往前走，是一家棺材铺，他问：掌柜的，您这棺材多少钱？他幼年曾跟姐姐谈论过死亡，很小就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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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这篇小说有了新的发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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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年的需求不同。全国展开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多次在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据黎之回忆，“这是我知道的毛泽东唯一一次对当代短篇小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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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二、三月间，王蒙亲耳听到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录音，“……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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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仍向往他推崇的老庄境界：大道无术，道法自然。拍摄者：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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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王蒙在自传里写道，“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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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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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鸣放”到了关键时刻，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出现了。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通知又来：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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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上，领导们也拿捏不准。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交代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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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会后第三天，王蒙拍下他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照片：将小棉袄甩在肩上，一脸阳光潇洒，有点普希金风格。他也提道：“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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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王蒙“戴帽子”。10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其时王蒙正在山沟里劳动，妻子在山西上大学，故起名“王山”。两个多月后，王蒙第一次看到王山，对着儿子一首接一首唱歌。婴儿回之以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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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都印刻他与妻子的一段经历，有山有石，有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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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使人强健、接地气、开眼界、长知识。比如北京东城的大粪比西城的有劲、价格高，因为东城富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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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也有发现：基层“右派”（来自各行各业）有一种受虐、虐人的积极性，他们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把自身所受的一切强暴转施于人时，表现得习以为常、驾轻就熟。王蒙有悟：常常挨打的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无欲者授受最亲。这本是一个人性彰显、适于反躬自问、问一问“个人在运动中该负什么责任”的题目，却被平反后的大部分人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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