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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结婚5个月在颐和园后湖。拍摄者：鲍乃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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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拍摄者：鲍乃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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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爆发是必然的，王蒙说。他的老友冯骥才说，推动“文革”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近前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嫉妒、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愚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一支支可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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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王蒙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日记。他丢失了钢笔，也不心疼，安慰自己免得“祸从笔出”。1969年，他重新拿起笔，为刚出生的女儿记婴儿日记。他读大量相关书籍，研究记录婴儿便秘、腹泻、消化的经验，直到孙辈们出生仍能发挥作用。他被子女们授予“屎学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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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周扬见到王蒙：“你现在成了老作家。”王蒙心里一酸：一巴掌就拍成了老作家——写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21岁半，再回文坛，23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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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告诉我，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一次是从“文革”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有那么几分钟，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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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告诉我，22岁进监狱，蹲了22年，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他与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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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错划“右派”21年，平反时给他三个字：搞错了。诗人算了算，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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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嗓音退化、风度依旧的周扬，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你们说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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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多人合集《重放的鲜花》。人们争相传阅，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子“右派”。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李国文、耿简在内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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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在广州迎宾馆迎春节，与夏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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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陪同胡启立同志看望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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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乡插队时，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个80年代，我对王蒙印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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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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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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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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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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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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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四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引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