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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告诉我，他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一次是从“文革”抄家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次是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有那么几分钟，他有神经错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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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告诉我，22岁进监狱，蹲了22年，出来时还没碰过女人。他与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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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错划“右派”21年，平反时给他三个字：搞错了。诗人算了算，每个字要了他7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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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嗓音退化、风度依旧的周扬，对从各个角落里踉跄着复出的作家们说：“你们说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结果是政治也要来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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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多人合集《重放的鲜花》。人们争相传阅，细嗅政治风向的变化。每一篇小说诗歌后面，都活生生站着一个摘帽子“右派”。这批包括王蒙、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公刘、流沙河、李国文、耿简在内的“前青年作家”重返文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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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在广州迎宾馆迎春节，与夏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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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陪同胡启立同志看望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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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接触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的。此前下乡插队时，他已读到一些“右派”的故事，“深深地同情”；“整个80年代，我对王蒙印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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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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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的1994年，点燃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哗然于《黑马与黑驹》的“二王之争”爆发，许多作家学者卷入舌战。两代文化人之间的龃龉、互不理解、互不宽谅，大体上以一种感性大于理性、指责多于分析、戾气盛过和气的方式展现。这背后一层的原因，又被轻轻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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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生于1962年的王彬彬紧接着提出书生应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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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书生气，是指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谓的书生气，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一种抗拒流俗、不为喧嚣的时潮所左右的风范，一种依据某种神圣的尺度评判世界评判社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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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屡屡有某些时期，社会以某种名义剥夺某些类别、某些职业的人特有的“气”，让他们丧失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时代里被剥夺被割除的书生气，在商业大盛的今天，也同样遭鄙视，遭讥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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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写于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达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知识分子从鸦雀无声到纷纷转身告别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令全社会出现一些新的怪的不那么妙的苗头。其时沪上四位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王彬彬的声音是其中一支，颇引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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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此时发言：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哪来的失落？谢泳立刻指出：王蒙的参照系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我在此次采访中分别请教了张汝伦和朱学勤，想弄清当年所谓人文精神的参照系到底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五四”之后民国前后的，还是新中国“文革”之前抑或80年代的，以及它的所指与能指。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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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说，当时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指向的“人文精神”，将大家聚在一起的，是对当时现状不满的共识，是某种压抑中的自然爆发；当他发觉批评正慢慢走向声讨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时，便退出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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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这场大讨论时，王蒙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从考证定义开始。他最后认为，这场讨论存在“惹不起锅惹笊篱”的问题，“他们看不清或惹不起（拜金、物质主义）这些问题的产生的体制性前现代性权力掌控性的原因，却去大骂市场、拜金和通俗文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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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自传中描摹了他所熟悉的文化人：“力不缚鸡，心多波澜，眼高手低，巧言令色，神思天宇，气接大荒，可爱，可笑，可悲，可叹，而且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每个人都看着别人不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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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多半是蛙种，我也具有强烈的蛙性，思叫，思呐喊，要鼓与呼，还要惊天动地，尽兴。不同之处只在于我意识到自身有蛙性、蛙运、蛙势，我很少将自己与同行们无条件地误认作腾云降雨、掌管天时、左右乾坤的蛟龙。甚至也不想，绝对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领袖的面貌出现，并对所谓精神领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态度……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他提到鲁迅，也提到托尔斯泰：在中国有人视其为道德与人格楷模，在俄国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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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蒙的智慧中也有对某些波段不起作用，或曰回避、矛盾的部分。比如说，他认为现实中不存在的弥赛亚（先知、救世主）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是文人的凌空蹈虚、大言欺世，那么，他少年时代就信仰了的、除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论证过、“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共产主义呢？这样的普世价值，是不是也应归于精神的力量与火焰，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伟大与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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