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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阿城、查建英写他们父亲的文字里，在朱永嘉还有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一个现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那一代人对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包括这种信仰中的漏洞）、对所托付的这个组织（包括组织犯下的错），都表现得无怨无悔；而这种情感，下一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是不是在“假装相信”——如果转而“不信”，不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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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当然理解（他们）。搞成个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没有啥深刻与真理性可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麻烦，也有一代人的使命与建树。我出生于1934年，拿1934年与2013年相比较，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你实际上相信什么，实际上不信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要故弄玄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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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接触过的官也好民也好，有没有真把现实的、个人的利益看得比较淡，比较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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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当然有。老的共产党员里头，晚年的夏衍我接触比较多。那种空空荡荡的房子，那种破旧的沙发……他连我那点儿家当都没有。他是可以过得好一点儿的，他的书画和邮票加起来我估计是能成为巨富的，可他对那些物质真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身后，按照他的遗愿，那些书画和邮票百分之百地捐给了浙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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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小组会上，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朗诵到某些段落，是会放声号哭的，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理解。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共产党员里头，的确有人是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完全无意为自己争一个什么级别啊待遇啊，那太不重要了……这样的人有是有，只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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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现在有的领导分了房，一下拿到200多把钥匙——您书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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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是听到过有这种反映。200多把钥匙的事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门锁、柜锁越来越多，每一种都有不止一个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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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年你参加地下党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有危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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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当然有危险，我就受过特务的警告。但是呢，国民党的管理比较粗疏，它不像共产党的组织那么细腻，它没有那个管理能力。昨天晚上我看了凤凰台一个节目，讲国共两党互派特务打入对方机构的时候，共产党员熊向晖打入了胡宗南部，当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潜伏了九年。期间有一次，他跟着胡到了前线，没法通过固定的联系人递送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他就采取了最冒险的一着：写一封信，明明白白写上这个情报，贴上邮票，寄回后方，结果那个人就收到了。许多人看了不相信，怎么这么轻易呢？我就信，这种事我就碰到过呀：来找我的上级，骑着自行车来的，裤兜里塞满了传单，满得都快溢出来了，一路上也很有可能掉出来，满街都是警察——四野包围北平的时候，傅作义成立了执法队，街上开辆卡车，上头站三个人，分别代表军、警、宪，说是抓着共产党，不需要审讯，当场处决，因为已经处在战争时期了。我们河北高中一位锅炉工也是地下党员，后来我们大量的宣传品，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委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告北平市民书》半麻袋半麻袋地就堆在锅炉房里头，搜出来是不得了的事，居然就没事。第一是国民党那个网络的粗疏，第二是共产党已经处在一个绝对胜利的形势下，即使被国民党发现，你可以反过来威吓他：你少废话，一声不许吭，不然出不去一个月，你全家灭亡！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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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地下党的工作分几种，我们这叫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宣传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必要，发展外围组织与党组织的成员，组织小规模的不起眼的抗争——一个老师不好也可以罢一次课，总之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简单地说，就是捣乱。一种叫情报工作，他不能以左派学生和异见人士的形象出现，他只要情报，所以自身形象越模糊越好；还有一种叫特殊任务的，比方锄奸、策反。现在的电视剧里头，常常把这三种搅在一起，你潜伏搞情报工作的，还顺便锄个奸细、策反俩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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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你们有没有一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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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没有，相反得自己花钱。1949年3月我刚参加工作，是自带铺板——三条木板两把铺凳去的，后来捐给了公家。我那时候对革命的认识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现在有些人呢，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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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干部是供给制，全国也就分三种灶：大灶、中灶、小灶——从延安带过来的，它们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一年发两套衣服，大中小三个号；女同志每月津贴稍多一点儿，说是需要多一点卫生纸。就这点儿差别。新的政权在初期总是欣欣向荣、充满生气的。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投身革命，一对比，国民党是松松垮垮，一堆腐败官僚成天说着陈词滥调，共产党呢，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敲锣打鼓，都会唱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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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现在的腐败……来的路上，同车厢俩老先生正议论刘志军案：就该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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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咱们也毙了不少了，成克杰，那是国字头的领导人，可毙完了架不住前仆后继啊。毙不是最好的办法，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我曾经建议过纪委、监察部门直接对中央负责，行政跟监督两条线分开。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种现象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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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老革命，认为是改革开放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是，还能回到大灶中灶小灶吗？还能让今天的领导人穿着带几个大补丁的衣裳，三步两步走进农民家，上了炕头盘腿一坐随便拉呱儿吗？或者在窑洞里接见外国使团，接受国书？回不去了。都跟以前那些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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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目前存在的一些贪腐。为什么“打黑”这些能赢得一些人的叫好？“因为这是很能树立掌权者威信的，使人又爱你又怕你，因为，他敢出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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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点从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只是田地没分，下落不明。问题在于，明明知道腐败横生、层出不穷、惩前不毖后，当家人为什么就不敢出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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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出手当然出了无数次手了，只是它的效用还有待提高，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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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腐败是表象，真正的弊端是权力。在中国，是不是只有争权的文化和历史，缺乏限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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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权力监督方面需要改善的许多事情要做；第二，中国有许多有效地使用公权力、遏制犯罪与混乱的事情要做。这两者理论上是一致的，实践上却有时互相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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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年轻人里头生出一支叫“毛左”的，可能是对现实失望之后的“隔代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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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毛主席在生活上确实简单，他住的地方比较大，廊子比较宽、有檐（保卫人员可以休息），此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对什么金银财宝，没有一点点儿兴趣，我看过谁的回忆录，说有人在他面前数钱，他露出不悦的神色，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走开。他本身也不需要钱，他拿着钱上中南海小卖部买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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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头，我听说叶剑英也很少看到钱，有一次见着了，问这是什么呀，说这是人民币。哦，这就是人民币啊，几块的呀？这是十块。那这是多少的呀？这是两毛。哦，两毛也挺好看——跟孩子一样新鲜。那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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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高层领导和现实、真实怎么就隔膜了呢？谁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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