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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啊，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1987年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敏感年，调原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来当副部长，有关领导在介绍的时候说：全国都搞包产到户，他不搞。这个说法已经够新奇的了。后来我跟烟台的朋友说起这事，他们大笑，说是恰恰相反：更早的烟台领导搞包产到户不积极，才换的济夫去主政。只能说明：领导太忙了，忙中难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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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非常忙碌，那些大事小事事无巨细，能把他活活累死。说实在的，我见过的那些个领导，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没有上下分权的概念，就是局长的事情，部长不要管；如果局长做得不好，部长可以撤换他。但我们这儿，就一个分房子的事，部长都得过问，这本是房管科的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乐于传播他的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事迹，比如车过中南海，看到往日站岗的小战士换了人，要过问；交通事故，要过问；外事宴请添个莼菜汤，也要亲自安排……我一方面觉得周总理确实很辛劳很伟大，另一方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是不是太前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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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到一定程度，想知道真实情况，不容易。经过“反右”斗争等，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关键在于言听计从，紧跟照办。下面是什么心理呢？领导上你这儿来，看了、指示了、走了，万事大吉；看到听到觉察到某些闹心的事儿，弄不好大祸临头。所以那些弄虚作假、走过场、临时拉一队群众演员的事儿就这么来的。我说过，哄着领导高兴，不是功劳，是罪过。你只有让领导真正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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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您谈用人的“进言”也深有感触：让领导拒绝一个看起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的下级，实在是有点挑战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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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来过家长制的问题，人身依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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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重庆“唱红打黑”落幕之后，“新左派”行情下跌，因为人们嗅出了一点投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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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咱们这儿的“左”和“右”的划分，基本上还是一个在野的心态——拥护共产党的叫“左”，凡对共产党有所批评、希望改革或者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的，叫“右”。跟俄国刚好相反——那些急于改革、大踏步推行多少带点西化色彩新政的叫“左”；而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保守僵化、死板教条的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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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是一种人格评判，我没有资格对人进行诛心之论。从理论本身来看，我觉得“新左派”观点用来讨论美国的问题是非常合适的：不要一味地现代化，不要一味地发展科学技术，要警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提醒我认为也很好。只是有两点我闹不明白，一是新左派的文风那么晦涩、不好看；另一个我觉得他们没有超出毛泽东当年讲过的。资本主义的软肋：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治安恶化，似乎确实能被强大的执政党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扫除——真能长期、全面扫除么？许多论点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也不是什么“西马”、詹明信、福柯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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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些词汇在中国的使用，跟它在西方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媚俗（Kitsch）……好多望文生义，不管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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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包括80年代命名您的一些作品是意识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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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那是我的一些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等等，它们都写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跟意识流沾点边儿。我初中作文就喜欢写人的内心世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也有那个苗头。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也没有读过意识流的任何理论，我也承认自己当年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相对皮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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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一次跟一位作家聊起，他说，西方所谓意识流，描写的是人的潜意识，而我们把上下左右联想、思维跳跃激荡命名为意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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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可能是吧。但也无妨。佛教、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都是要本土化，小小一个意识流到了中国什么样，没有什么要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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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文学上您有没有遗憾？比如，茅奖或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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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不能算什么遗憾。奖不是文学本身。奖也是人评的，不是诗神缪斯在那儿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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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是拿自己做标杆来衡量别人。我欣赏和羡慕很多写作人，钱锺书那种高耸渊博，宗璞身上那种书香门第的知礼和高雅，汪曾祺那种散淡文人的趣味，贾平凹那种源于泥土的执着和幽馨，铁凝那种甘甜，王安忆那种精细专注，莫言那种自由，张承志那种忧愤，可我是王蒙；我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米兰·昆德拉，我只能是王蒙。25年前就有人宣布王蒙过时了，可我还在写，每年拿出来的作品至少一部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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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恕我冒昧，政治在为您的写作提供素材、经验、视角的同时，会不会也让您在文学上失去或减损了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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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难说。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我有这样多的对于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吗？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我的政治经验，首先是人生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官场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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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几次提到过一位当过地方高官的老革命的由衷之言：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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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中华民族吃饱了才几年？内忧外患、贫穷愚昧、饥饿一直跟这个民族如影随形，谈得上普及教育吗？谈得上提高文化素质吗？还有中国的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问题在于，越是现代化，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显露了咱们文化素质太差的那一面，比方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证和诚信底线，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状况显得还不如计划经济大锅饭时期。日子好过了，也更需要文化、道德、礼数的自觉和约束，否则，富裕比穷困更易制造黄赌毒、腐烂恶臭和卑鄙下流。过去的高谈阔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假大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信仰多少能抵制一点低下龌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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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触屏时代来了，舆论空间大了，却暴露着似乎是越来越丑恶的现实和部分博主的愚蠢乖戾。人们的知识和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难怪不止一个人或一个小派别在怀旧，各种旧。跟物质生活相比，文化、精神上的生活更需要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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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今天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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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让贤，回到电脑前边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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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接着谈“左”“右”之争。如果20多年前，另一种思潮占了上风，取得了胜利，今天的中国会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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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肯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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