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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可能是吧。但也无妨。佛教、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都是要本土化，小小一个意识流到了中国什么样，没有什么要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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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文学上您有没有遗憾？比如，茅奖或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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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不能算什么遗憾。奖不是文学本身。奖也是人评的，不是诗神缪斯在那儿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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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是拿自己做标杆来衡量别人。我欣赏和羡慕很多写作人，钱锺书那种高耸渊博，宗璞身上那种书香门第的知礼和高雅，汪曾祺那种散淡文人的趣味，贾平凹那种源于泥土的执着和幽馨，铁凝那种甘甜，王安忆那种精细专注，莫言那种自由，张承志那种忧愤，可我是王蒙；我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米兰·昆德拉，我只能是王蒙。25年前就有人宣布王蒙过时了，可我还在写，每年拿出来的作品至少一部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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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恕我冒昧，政治在为您的写作提供素材、经验、视角的同时，会不会也让您在文学上失去或减损了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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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难说。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我有这样多的对于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吗？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我的政治经验，首先是人生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官场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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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几次提到过一位当过地方高官的老革命的由衷之言：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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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中华民族吃饱了才几年？内忧外患、贫穷愚昧、饥饿一直跟这个民族如影随形，谈得上普及教育吗？谈得上提高文化素质吗？还有中国的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问题在于，越是现代化，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显露了咱们文化素质太差的那一面，比方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证和诚信底线，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状况显得还不如计划经济大锅饭时期。日子好过了，也更需要文化、道德、礼数的自觉和约束，否则，富裕比穷困更易制造黄赌毒、腐烂恶臭和卑鄙下流。过去的高谈阔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假大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信仰多少能抵制一点低下龌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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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触屏时代来了，舆论空间大了，却暴露着似乎是越来越丑恶的现实和部分博主的愚蠢乖戾。人们的知识和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难怪不止一个人或一个小派别在怀旧，各种旧。跟物质生活相比，文化、精神上的生活更需要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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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今天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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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让贤，回到电脑前边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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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接着谈“左”“右”之争。如果20多年前，另一种思潮占了上风，取得了胜利，今天的中国会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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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肯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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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80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比如宪政，您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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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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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民社会、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子、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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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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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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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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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奕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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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还真是一半牵强附会、一半事出有因的说法。1979，咱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双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干部三化或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补一条革命化）；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即席发言“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提倡“宽松”，邓小平四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年，用高占祥的话说，是A系列和B系列（更偏向于改革者和更偏向于保守者）“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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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看，当时那些被认为比较“左”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中发虚烧的情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提醒作用。80年代提得非常多的“观念更新”“松绑”（我很少讲这种话）——这不是观念的问题，更多的是实际的问题啊。人和这世界，哪能跟电脑似的，输入一个新的程序就开始行使新的功能了，命题一转换就能决定一切了？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常常把问题简单化。其实我的《坚硬的稀粥》，讽刺的并不是反对改革的“左”，恰恰是改革当中发虚烧的那些个“右”。一顿简单的早饭，各种习惯和需求，像你们上海人的茶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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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饼油条更多些，在我成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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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对啊，从理论上说，吃油条是非常不可取的，可是早餐如果有油条，怎么着我得吃一点，否则都觉得对不起自己。照观念更新，你怎么能吃这种垃圾食品呢？！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事是利益决定的，有些，它就是习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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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叫《孝子》。他那几个孩子吧，一个叫大孝，一个叫至孝，一个叫忠孝，一个叫哀孝，还有一个叫苦孝。老爷子得了一点病，这几个孝子对怎么治病都贡献了自己最好的想法：中医、西医、针灸、手术，还有割股煎汤的，但都互不相容；因为都孝，吵得个一塌糊涂。最后，这老爷子逃跑了，隐姓埋名，生怕被孝子找到。这是我对中国命运的小说家言：你也爱国，我也爱国，都想救国，孝子一样，可实际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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