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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干部是供给制，全国也就分三种灶：大灶、中灶、小灶——从延安带过来的，它们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一年发两套衣服，大中小三个号；女同志每月津贴稍多一点儿，说是需要多一点卫生纸。就这点儿差别。新的政权在初期总是欣欣向荣、充满生气的。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投身革命，一对比，国民党是松松垮垮，一堆腐败官僚成天说着陈词滥调，共产党呢，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敲锣打鼓，都会唱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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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现在的腐败……来的路上，同车厢俩老先生正议论刘志军案：就该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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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咱们也毙了不少了，成克杰，那是国字头的领导人，可毙完了架不住前仆后继啊。毙不是最好的办法，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我曾经建议过纪委、监察部门直接对中央负责，行政跟监督两条线分开。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种现象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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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老革命，认为是改革开放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是，还能回到大灶中灶小灶吗？还能让今天的领导人穿着带几个大补丁的衣裳，三步两步走进农民家，上了炕头盘腿一坐随便拉呱儿吗？或者在窑洞里接见外国使团，接受国书？回不去了。都跟以前那些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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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目前存在的一些贪腐。为什么“打黑”这些能赢得一些人的叫好？“因为这是很能树立掌权者威信的，使人又爱你又怕你，因为，他敢出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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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点从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只是田地没分，下落不明。问题在于，明明知道腐败横生、层出不穷、惩前不毖后，当家人为什么就不敢出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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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出手当然出了无数次手了，只是它的效用还有待提高，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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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人说，腐败是表象，真正的弊端是权力。在中国，是不是只有争权的文化和历史，缺乏限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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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权力监督方面需要改善的许多事情要做；第二，中国有许多有效地使用公权力、遏制犯罪与混乱的事情要做。这两者理论上是一致的，实践上却有时互相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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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年轻人里头生出一支叫“毛左”的，可能是对现实失望之后的“隔代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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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毛主席在生活上确实简单，他住的地方比较大，廊子比较宽、有檐（保卫人员可以休息），此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对什么金银财宝，没有一点点儿兴趣，我看过谁的回忆录，说有人在他面前数钱，他露出不悦的神色，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走开。他本身也不需要钱，他拿着钱上中南海小卖部买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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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头，我听说叶剑英也很少看到钱，有一次见着了，问这是什么呀，说这是人民币。哦，这就是人民币啊，几块的呀？这是十块。那这是多少的呀？这是两毛。哦，两毛也挺好看——跟孩子一样新鲜。那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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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高层领导和现实、真实怎么就隔膜了呢？谁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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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是啊，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1987年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敏感年，调原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来当副部长，有关领导在介绍的时候说：全国都搞包产到户，他不搞。这个说法已经够新奇的了。后来我跟烟台的朋友说起这事，他们大笑，说是恰恰相反：更早的烟台领导搞包产到户不积极，才换的济夫去主政。只能说明：领导太忙了，忙中难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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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非常忙碌，那些大事小事事无巨细，能把他活活累死。说实在的，我见过的那些个领导，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没有上下分权的概念，就是局长的事情，部长不要管；如果局长做得不好，部长可以撤换他。但我们这儿，就一个分房子的事，部长都得过问，这本是房管科的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乐于传播他的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事迹，比如车过中南海，看到往日站岗的小战士换了人，要过问；交通事故，要过问；外事宴请添个莼菜汤，也要亲自安排……我一方面觉得周总理确实很辛劳很伟大，另一方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是不是太前现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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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到一定程度，想知道真实情况，不容易。经过“反右”斗争等，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关键在于言听计从，紧跟照办。下面是什么心理呢？领导上你这儿来，看了、指示了、走了，万事大吉；看到听到觉察到某些闹心的事儿，弄不好大祸临头。所以那些弄虚作假、走过场、临时拉一队群众演员的事儿就这么来的。我说过，哄着领导高兴，不是功劳，是罪过。你只有让领导真正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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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您谈用人的“进言”也深有感触：让领导拒绝一个看起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的下级，实在是有点挑战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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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来过家长制的问题，人身依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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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重庆“唱红打黑”落幕之后，“新左派”行情下跌，因为人们嗅出了一点投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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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咱们这儿的“左”和“右”的划分，基本上还是一个在野的心态——拥护共产党的叫“左”，凡对共产党有所批评、希望改革或者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儿的，叫“右”。跟俄国刚好相反——那些急于改革、大踏步推行多少带点西化色彩新政的叫“左”；而墨守成规、照本宣科、保守僵化、死板教条的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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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是一种人格评判，我没有资格对人进行诛心之论。从理论本身来看，我觉得“新左派”观点用来讨论美国的问题是非常合适的：不要一味地现代化，不要一味地发展科学技术，要警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提醒我认为也很好。只是有两点我闹不明白，一是新左派的文风那么晦涩、不好看；另一个我觉得他们没有超出毛泽东当年讲过的。资本主义的软肋：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治安恶化，似乎确实能被强大的执政党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扫除——真能长期、全面扫除么？许多论点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也不是什么“西马”、詹明信、福柯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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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些词汇在中国的使用，跟它在西方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媚俗（Kitsch）……好多望文生义，不管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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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包括80年代命名您的一些作品是意识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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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那是我的一些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等等，它们都写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跟意识流沾点边儿。我初中作文就喜欢写人的内心世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也有那个苗头。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也没有读过意识流的任何理论，我也承认自己当年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相对皮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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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一次跟一位作家聊起，他说，西方所谓意识流，描写的是人的潜意识，而我们把上下左右联想、思维跳跃激荡命名为意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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