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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新疆待了16年，对那里的生活、文化和人，有什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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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有重商传统，他们很喜欢经商，我的房东是很古板的人，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弄一点莫合烟倒手卖一卖，弄点沙枣也可以卖一卖。60年代，从乌鲁木齐坐长途汽车到伊犁，到皮革厂下车，一下车，看见当地人点着电石灯，卖葵花子的、卖沙枣的，还有卖刘晓庆照片的，那时候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在北京都买不到。哈萨克人跟我开玩笑，说维吾尔人好做买卖，如果他们一天没有生意做，就把左边口袋里的东西卖给右边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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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参考消息》上说，美国登月成功了，我就告诉房东阿不都热合曼，他说那是胡说八道，是骗人的；古书上写过，如果想上月亮，骑马要64年还是128年我记不清楚了，意思要很长时间。我心想，骑一万年你也上不去。但是过了几天，我跟村里另一个在县里当过科长的维族人说了这事，他就相信了，而且连着两三天说：“哎呀，老王，这是怎么回事？人真上了月亮，跟过去阿訇对我讲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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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当中，武斗非常厉害。我妻子在伊犁第二中学教书，那里的维族老师跟我说，“老王，汉族小孩怎么这么坚决”，两派互相放枪，他说，“我们手是很软的。”林彪出事以后，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也给农民传达。农民就问，林彪上了飞机匆匆忙忙走，他带馕了没有？老百姓心太好，怕林彪饿着。这是我接触到的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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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伊斯兰教，它也做大量世俗的事情，过去管婚姻，管治病——我在农村我知道，村里男子性无能都是找阿訇，当然现在有男科医院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所构成的是一个世俗社会，不是一个神权社会，不是一个让大家不要命不要财产、只要圣战的社会；不是浑身绑满炸弹，一拉就响的那种。新疆没有这样的历史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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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有一个词maili，我很喜欢，把它翻译成“也行”，有点别扭。maili是可以妥协的，虽然并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就这样了，随便去！这里头还有一种豁达。我们完全可以和新疆穆斯林和谐、愉快地相处，像兄弟姐妹一样，像最好的朋友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提携，有好东西大家分享，有难同当——至少在那些不正常的年月里我体会过民族团结和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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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于北戴河写于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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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170623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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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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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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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1992年回国。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思考与批判》《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历史与实践》《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德国哲学十论》《中西哲学十五章》《时代的思者》《哲学与人生》《〈存在与时间〉释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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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狂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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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讲义之外，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他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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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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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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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冗长、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笔记本电脑、iPad、触屏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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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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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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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家门里认“唯有读书高”。二三十年代，外公送母亲姊妹几个去上学，旁人不理解，女儿是赔钱货，念书做什么。外公以为，女子读点书会不一样，至少不会那么依赖男人。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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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时一年的生活费是20块钱，主食是红薯干，每天只能吃个半饱。那东西吃多了，胃酸厉害，回城大概有十多年我一见淀粉就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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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从吴兴路骑车到市中心，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或者福州路上的四家书店，一晃就是一天。那时候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他对国学，尤其是各种工具书的用法门儿清，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慢慢地就交了一批年长的朋友，他们会介绍书或借书给我看，朋友滚朋友，书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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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后来都失踪了，大部分沉在社会底层，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把一代精英打捞起来。他们可能是运气差，也可能不适应考试，总之没有进入体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平不比现在大学里的某些教授差，只不过他们比较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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