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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我对那家店特别有感情），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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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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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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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心高气傲，张汝伦说自己还是小学生时就有睥睨纵横的气概，觉得天底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与王先生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59岁的张汝伦半开玩笑半认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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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张汝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刘放桐先生。两年后攻读博士，导师本应是清代大儒全谢山的后人全增嘏。但张汝伦只在入学时见过全老一面，再见已是追悼会上。于是，社科院哲学所王玖兴先生（冯友兰弟子，德语译著尤见功力）成为他的导师。张汝伦每年北上一次求教交流，大部分靠自己学。偶尔跟师兄们一起论学，导师说，就你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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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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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话讲，张汝伦的眼睛好比生在额角上，他自设的各项起点颇高。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作为一种修炼，而非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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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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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代他就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彼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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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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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常常跑到11号楼，跟陆谷孙先生的学生、英语系的汪跃进（现在哈佛任教）一聊一个小时。在《读书》上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他跑到北京，叩门求教。金先生站在门口，拿手一拦：“从哪里来？”“从上海来，是复旦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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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又问：“搞什么专业的？”答：“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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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问你一个问题，答得出进来，答不出你就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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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问的是：康德哲学中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张汝伦侃侃而谈。金先生说：“对啦，形式就是内容。”从此，张汝伦成为金先生可以对谈的后辈晚生。“当然，主要是金先生讲，我听，老先生一讲一两个钟头，不容人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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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学生时代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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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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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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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每晚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我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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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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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他的眼泪流下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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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在亲戚家第一次听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整个人如遭电击。第一次听到摩门教合唱团演唱的歌剧片断，简直昏倒——跟“向前向前向前”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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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瓦格纳的歌剧《尼格龙根的指环》，看伯格曼的电影《魔笛》，他感动的不是技术，是思想——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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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眼里，谈起理想、道德、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张汝伦“凛然不可侵犯”；谈起周遭丑恶，他每作狮吼。“作狮子吼”，这是他的词汇，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苏姗·桑塔格、费希特……他欣赏传说中为论学打到桌子底下的熊十力和废名，赞成“我批评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压根儿没想过要做一个斯斯文文、虚心谨慎、四平八稳、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他得罪不少人。当他将开《论语》课时，有同学私下议论：且看老张怎样讲解“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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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是天真的。有一年教授《论语》，期末布置写论文，收上来一看，许多答卷通篇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却也没有一句个人的心得。张汝伦给了低分。有位女生写来邮件，话语诚恳：“张老师啊，我这次考得不理想，请指出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于今后进一步学习。”张汝伦吭哧吭哧从几百份考卷里翻出这学生的卷子，再看一遍，一点一点给她讲，审题不好在哪里，论证不好在哪里。结果女生一封回信否绝：“你讲的一点也不是事实。我一点也不承认。我认为我写得很好。”然后：“我从小到大没得过C，你给我个C，我将来怎么找工作，怎样免试直升研究生，你负不负责啊。”张汝伦这才明白学生的真正意图：“我50多岁的人弄不过20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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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有学生说，他其实是孩子脾气，阴晴圆缺都在脸上，直来直去。如果上课铃响过已久，有学生不打招呼破门直入，他会厉声道：“出去！”学生私下也交流：去请教张老师，千万不能谦虚，起首就讲“我书读得不多”之类——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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