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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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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常常跑到11号楼，跟陆谷孙先生的学生、英语系的汪跃进（现在哈佛任教）一聊一个小时。在《读书》上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他跑到北京，叩门求教。金先生站在门口，拿手一拦：“从哪里来？”“从上海来，是复旦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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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又问：“搞什么专业的？”答：“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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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问你一个问题，答得出进来，答不出你就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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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问的是：康德哲学中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张汝伦侃侃而谈。金先生说：“对啦，形式就是内容。”从此，张汝伦成为金先生可以对谈的后辈晚生。“当然，主要是金先生讲，我听，老先生一讲一两个钟头，不容人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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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学生时代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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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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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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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每晚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我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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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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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他的眼泪流下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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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在亲戚家第一次听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整个人如遭电击。第一次听到摩门教合唱团演唱的歌剧片断，简直昏倒——跟“向前向前向前”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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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瓦格纳的歌剧《尼格龙根的指环》，看伯格曼的电影《魔笛》，他感动的不是技术，是思想——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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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眼里，谈起理想、道德、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张汝伦“凛然不可侵犯”；谈起周遭丑恶，他每作狮吼。“作狮子吼”，这是他的词汇，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苏姗·桑塔格、费希特……他欣赏传说中为论学打到桌子底下的熊十力和废名，赞成“我批评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压根儿没想过要做一个斯斯文文、虚心谨慎、四平八稳、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他得罪不少人。当他将开《论语》课时，有同学私下议论：且看老张怎样讲解“温良恭俭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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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是天真的。有一年教授《论语》，期末布置写论文，收上来一看，许多答卷通篇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却也没有一句个人的心得。张汝伦给了低分。有位女生写来邮件，话语诚恳：“张老师啊，我这次考得不理想，请指出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于今后进一步学习。”张汝伦吭哧吭哧从几百份考卷里翻出这学生的卷子，再看一遍，一点一点给她讲，审题不好在哪里，论证不好在哪里。结果女生一封回信否绝：“你讲的一点也不是事实。我一点也不承认。我认为我写得很好。”然后：“我从小到大没得过C，你给我个C，我将来怎么找工作，怎样免试直升研究生，你负不负责啊。”张汝伦这才明白学生的真正意图：“我50多岁的人弄不过20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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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有学生说，他其实是孩子脾气，阴晴圆缺都在脸上，直来直去。如果上课铃响过已久，有学生不打招呼破门直入，他会厉声道：“出去！”学生私下也交流：去请教张老师，千万不能谦虚，起首就讲“我书读得不多”之类——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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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将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他上课中气之足、身心之投入，实不多见。有一次，收上来的作业表明同学们对“观念”的理解不过关，他半夜醒来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后的“观念就是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形式”写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会在讲台上流露一句：“我是爱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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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爱，表现在他的备课讲义里，表现在针砭时弊的淋漓中，表现在对北校门卖螃蟹的博士生、热衷于炒股的数学系高才生、忙着找工作而无心上课的实用主义的痛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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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骂，是与时代潮流相反的牵引之力，蕴含一种奇特的磁场。他的课常常人满为患：教室后排和两侧总有人站着，或者席地而坐；有从外校来的，也有中年面孔。2002年应赵敦华之邀，他去北大开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研究生从郊区骑自行车来听，有商务印书馆退休的老编辑来听，走廊里都站满了人。2012春季他开的《德国古典哲学》，正式选修的是8位，来听课的却总有130多位，不得已，换到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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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爆发甲肝那年，板蓝根紧俏。有一天，一位男同学敲开他宿舍的门，鞠一躬说，“张老师，我听过您的课。您多保重。”递上一包板蓝根，没待他反应过来就跑了。他的学生中有毕业后也当了老师的，在课堂上告诉自己的学生，张汝伦不仅是师长，也是父亲。2011年，他被选为最受喜爱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得票数名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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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高校学生团体最喜欢邀请的演讲者。“不喜欢扮演青年导师”，但总有推不掉的人情架不住的热情，他又站在演讲台上。演讲往往占用晚上私人时间，他舍得，他喜欢现场那种心灵间的互动。他说，接触学生，对他们有帮助，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撰文著书。中西书局的编辑找上门说可以出本演讲集了，他说我电脑里只有5篇讲稿，编辑说，不要紧，网上有人整理了，我们都攒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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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笑怒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把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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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至少有两处说明他不是在唱高调。20年前，在中国式教育之下，他也面临要不要给孩子请家教、上兴趣班的问题。有个朋友正告他：必须！因为现在一个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他的同辈，而且是其背后的六七个成人，你教一个孩子怎么去跟六七个大人拼？张汝伦想了想，一个家教也没请，一个兴趣班也没报，倒是给儿子讲了不少故事，有关英雄，有关礼义廉耻，有关“一个人在这世上不能为所欲为”；他引导儿子不迷恋电视、游戏，而是纸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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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在北大法律系念了四年，始终提不起兴趣，转学经济，在学经济的过程中接触到数学，被激活，于是转向数论研究，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攻读博士。从热门转向冷门，张汝伦给了儿子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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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在课堂上观察“九○后”对他借先哲展示的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反应，我就觉得时代亏欠了他们——这些话，他们原来要听。确实有不少人听进了他的话，改变了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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