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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知识分子这些年名声并不太好。作家刘恒在一次受访时捎带漏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基本上是附庸着什么存在；他们的知识并不是发明，有发明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基本上是知道了别人发明的东西，然后拿过来帮忙或者帮闲。他们互相吹捧，然后抱团儿，形成山头，引得后辈们来拜；同时，在教育产业化、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之下尽可能地占有资源——难怪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达斯说：我们可视大学为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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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层出不穷的文抄公事件。最初只露冰山一角，近年来，随着陈年旧账不断被翻出，哗：原来是座大山脉。而且，越是优秀的学者，早年著述中的问题可能越多。这是某种“还债”——不是饿极了的时代，不会如此急迫，急于进食，急于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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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张汝伦的著作《历史与实践》出版，荣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当时读过此书的一众学者都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学者汪丁丁说：“这本书给我的震动很大，所以专门写文章介绍它。”专门写文章的还有同攻德国哲学的孙周兴教授。但一些懂德文的老辈人看出：它的某些部分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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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孙周兴到了德国，“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洋洋十大卷的《哲学历史词典》，就联想起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一方面是学术良心的驱使，另一方面，老实说，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我决意花一点时间来澄清这件事情”。澄清的主要结论是：书中有7页文字、32个注释、6750个汉字译自《词典》，但未注明出处，具有抄袭性质。因此，“这是一部伪书”。同时，“我仍然愿意说：就书本身而言，这是一本蛮不错的书，至少，是一本很有资料参考价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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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张汝伦回应了一篇，之后不再作声。相比于那些做了类似的事情却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学者相比，张汝伦没有那种消与化的能力，他受到复旦学术委员会的处分，同时被西方哲学委员会请出。连不怎么喜欢他的同行都说：这个处分过重了。有人说，谁叫张先生平时那么狂，得罪那么多人。也有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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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最后，我小心翼翼重提往事，想听听张老师的反思。但见他手中的水杯被推向桌面，发出“叮”一声响，接着脸色沉下来。我做好了被骂的准备，继续说。也许是话语中有“同情的理解”，也许张汝伦不仅仅认为我是个爱打探的记者，他渐渐收起敌意，流露出一些东西。他喃喃说着“历史自有公论”之类，手指在那只破旧的、别人用剩下给他的翻盖式小手机上来回摩挲。那一刻，我很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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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些问题，是不能靠答记者问来完成的，是只有当独自面对自己或灵魂时才有可能打开的。张汝伦讲过，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必须拥有“永远朝向自己的怀疑和批判”。他会在独处时完成这种“反求诸己”么？翻阅张汝伦的演讲录，找到这样的句子：“每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一想到老师会觉得惭愧，觉得老师在盯着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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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的脾气恐怕是改不了的。渐渐地，他变得独来独往，跟学术圈来往稀少。这也是90年代以来学术圈的真实气息：彼此缺乏共识，彼此不佩服。那么独善其身，或者是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跟学生讲：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怕被同学“抛弃”，如果一寝室的人出去吃饭，唯独不带你，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心想自己怎么混到这个份上，连吃饭都不带我。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现代人“独”的时间太少，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从己”，才能“独自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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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王元化称熊十力有“孤往”精神，张汝伦在交往中体会到王元化先生的“孤往”，不管主动被动，他似乎最终也走上了另一种“孤往”之路。这三位，脾气都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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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常引一句话：“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通常被认为是她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在这个思想纷乱而芜杂的年代，张汝伦以对真理的激情却好像抓不住真理的存在。他所受的教育、个人的经历、从西哲向中哲的返身，令他选择了“什么主义都不是”。而这些主义所指向的那个对美好人间的设计本身，尚处在变动中。所以，像上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张汝化身上带着一些矛盾的、胎记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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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俗世眼光，张汝伦“混得好不好”？听他应答：“什么叫混得好，不就是在现在的体制里如鱼得水？我的标准跟别人不大一样：不管喜欢你的人还是不喜欢你的人，所有人都能在心里承认，你是有水平的。这是搞关系、拉帮结派、出卖灵魂都不能实现的。我对自己能保持现在的‘格’，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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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张汝伦的新著《〈存在与时间〉释义》正在印刷厂印制，100多万字，1200页，写了8年。这是一部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释义加导读，将海德格尔的思想放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也有批评性阐发。它很可能是张汝伦迄今分量最重的著作。这一次，注脚做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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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对话：精神世界是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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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德国四年，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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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明白什么是教授。就是你五年里开的课没有重样的。当年有的同学错过了Bubner的某一门课，但他下次开讲可能是十年后，这些同学宁愿推迟毕业，等他十年。Bubner一辈子都在批评哈贝马斯，但哈贝马斯说（当时跟我一起在图宾根留学的张继武想拜哈贝马斯为师，跟他见了几次面），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就两个人有真学问，一个是Bubner，一个是Manfred Frank。Frank现在是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当年他是系主任。一个法国文学博士可以做到哲学系教授，可以想见他的能力。他本来是日内瓦大学的，转到图宾根时，有些学生因为舍不得他，跟着一起转学。Frank每一次讲课的备课笔记就可以出一本书，当然Bubner反对这样做（他一生的著述就那么几本小册子，百把页，很“干”，但识货的人都懂，灵啊），但他也是一丝不苟用打字机一张张讲义打出来。他们都是名教授，但认认真真备课，没有一门课吃20年，更没有“顺便”把自己手边研究的题目当课程来讲（不用备课了）。原典难读，就帮助学生读原典，而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某某前沿问题研究”。我就想，等到自己退休的时候，开过的课列出一张表来，备过的课拿出讲义来，都是能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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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年的中美校长论坛上，大家都同意中美大学的学生差距不大，差距主要在老师。老师差距在哪里，课程质量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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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代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的前辈中有没有您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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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一个陈康，的确厉害；一个研究黑格尔的张颐，做过四川大学校长，水平高的，他是先在美国、后在英国牛津拿的哲学博士，回国后跟张君劢就黑格尔哲学有过一次著名的论战，最后以对学术界的失望收场。1949年后，他以身体不好谢绝出山。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往往要追溯到贺麟先生，张世英先生是他的弟子。贺先生晚年跟弟子宋祖良讲，外界都说我是黑格尔专家，我其实还没搞懂。这是上一辈人的风范。他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另一类人成为哲学界的主流，不客气地说：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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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起有段时间流行的对30年代大学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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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有一次我劝一位媒体朋友：不要造神。张庆熊（复旦哲学系教授，因学生缺课去捧梁朝伟的场而发文）专门做过调查，当年留德学文科的，拿到学位的很少。当时留洋的要么是小开，要么是官宦子弟，吃喝玩乐的人多，看书的少。看赵元任、俞大维的回忆录，真正用功的两个人，一个陈寅恪，一个傅斯年。在当时，只要喝过洋墨水，回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位子等着你。你去看季羡林的回忆录，他当时在清华念书，他说，我上过课的这些老师，基本上是不备课的，大部分人，靠着在国外做博士论文的两本笔记讲一辈子；真正有资格不备课的一个人——陈寅恪，倒是备课的，而且极其认真。再看千家驹《我在北大》，你会发现当时教授多么好做。学术水平的提高，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不做他想，就一心一意把这东西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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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有这点执着的。有次看一部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虚构的情节（中国电影里不太会出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学生都要上前线，这家伙第二天要出发了，头天晚上还在看《兰克全集》，看到某一页，做好记号，说我回来还要接着看。我想这情节一定是真实生活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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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课上常听您激扬冯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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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冯契先生是有哲学家气质的人，而且人格高尚。我至今认为，他的价值未被国人所认识。我佩服他两点：一、打通中西；二、有原创思想。他这条路走得是对的，尽管很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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