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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冯先生也受他身处的时代和所能接触到的哲学的影响——后世看我们这辈搞哲学的，大概也会有这感觉。譬如人能认识到的是现象还是事物本身，他认为人能认识事物本身，这点跟他的老师金岳霖仍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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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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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尔，你看他们的书，一上来就是疑，许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撑，才能成就一个学者。没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国现在这票朋友，聪明啊，所以他们能做“公知”，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就变成他的“信”。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平不够，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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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我想还是要“独”一点，冷清一点。我有时候跟学生讲，什么时候混到没人理你，好！如果走到东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辈子武功，迟早都会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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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有一段时间，什么事情发生了，先找专家说说。有一次电视台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请您谈谈看法。我也不生气了，跟他讲，地铁里随便找个人，都能讲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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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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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哈贝马斯、罗尔斯、以赛亚·伯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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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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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每个时代都不缺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哲学考验智力，更考验心力。承认每个人根器不一样，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有时候要把苛评当成一种动力。伽达默尔当年的硕士论文只有16个注脚，海德格尔看了大摇其头：这个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海德格尔的学生都是名留哲学史的精怪人物，像勒维特、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按理说被这样的大师下了断语，伽达默尔就该放弃哲学，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但伽达默尔在自传里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有毅力、有恒心；我虽然腿脚不灵便（小儿麻痹症），但我要在哲学路上一直走下去。十年后，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让海德格尔的看法大为改观，并指导其完成。1929年经济危机，伽达默尔没有工作，生活有困难，海德格尔还留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持之以恒才是成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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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还要看境界，好的哲学家应该致力于如何在时代的问题中看到人类永恒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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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怎么看知识分子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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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是有人说，左派么多跟领导接近接近，自由知识分子多跟老板打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哪一派都不是，就讲自己的东西，也许他的观点跟某一派相合。他的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音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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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只要站站队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是一币的两面。如果抽象地讲，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但他们的理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包括他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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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先生晚年最恨的，就是那些“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有时候我也怀疑，高唱这主义那主义的人，也许什么都不信。所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但中国就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出不了肖斯塔科维奇，出不了茨维塔耶娃。这恐怕跟制度没什么关系，有更深层的原因。张东荪讲过，“五四”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像他老师梁启超那样的人，有“高尚洁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气概”。我至今记得1980年央视转播萨特死时的画面，巴黎五六万人给他送葬的壮观场面，总统国王的葬礼也没这么多人。全世界的“左派”“右派”都跑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够格。他能写出那种东西，背后是有理想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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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顾彬先生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您又光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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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这家伙自以为能讲流利的汉语，是哲学系毕业的，有独立思想，到了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训中国人像训三孙子一样。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讲，你们不要把这个民族当回事，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他们就想着怎样活过明天；如果说日本人相当于东亚的普鲁士人，那么中国人就是东亚的奥地利人，他们始终在混日子。话讲得是比较过分，但细想想呢？表示义愤没有用，孔子说“反求诸己”。中国人怎样才能优秀起来、智慧起来？从每个人做起！现在这种样子，人家当然要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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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的思想文化产品，看看也蛮繁荣，但总像缺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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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就是拿不出让人感动的东西。最近西方出了四个名单：几百年来最伟大的一百个作家，托尔斯泰出现在三个名单中，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在两个名单中。人家还是识货的。这些人，真是“人类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个人的际遇、一己的苦难。有个60后文学批评家说起契诃夫激动得吓人，他说，你读过契诃夫，就懂得什么叫教养。我们现在的人，不晓得好糗，他那只胃口好像接受不了崇高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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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80年代的“纯真”“理想”到现在它们贬值，不过短短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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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现在是缺少做梦的人，缺少理想主义者——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我们常常听说，西方有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习惯，学问实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国历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朝闻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时，岳蔍书院的山长叫张栻，当年他跟朱熹关于《中庸》里“已发”“未发”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于是提议二人当面讨论。朱熹骑着马从福建到长沙，走了一个多月。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也骑马、步行赶去听。一个土台，两把椅子今天还在。除了吃饭、睡觉，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听了三天三夜，跟他们同来的马，把前面两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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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大师没了，大学也变成“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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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大学今天的问题在于教的人和学的人大多都没有了神圣感，向道之心没了。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们相聚在这里为了一个东西：道！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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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首先要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后有一种豪杰气概，有天地英雄之气，不是学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这背后，是一种淋漓的生命元气，它在今天的学术工业中越来越萎缩、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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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晚年回忆老师熊十力，说老师真是很可怜。因为熊先生特别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字：穷。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衬的。他在北大的宿舍里，只有一口破箱子，没有镐链，也没有锁，是用麻绳捆在一起的。熊先生要去广州，还非要把这口箱子送给张中行。熊师母要去北京照顾他，他坚决不要，他跟张中行讲，她来照顾我，我总要跟她讲话，总要耗掉一点时间吧，没必要。他有使命感，觉得老天爷就是要他为中国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学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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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大哲都是这样。萨特晚年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别人问他，你还要不要命了，他反问，一个人要命是为了什么？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后，跟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说，你这里查资料方便，也清静，给我留间工作室——拼命在那里写他的《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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