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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对的对的，你不讲我也有点忘记了。那时候五块大洋是蛮大的一笔钱呢。四块么，学俄语，剩下一块么，买参考书。我从来不乱用钱的，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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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家教很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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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21日，宁波地区的《时事公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说的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宁波各界抗日救国的募捐活动中，8岁的盛峻峰在校捐出3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可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这是父亲盛济舲嘱咐儿子以自己名义捐的——父亲用这种方式，把“爱国”两个字交代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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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但预订只收8元。盛峻峰用积攒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复读”，并借给同学传阅。全集的后10卷，都是鲁迅的译作，草婴说他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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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峻峰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学的是英文，那时候进步书刊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他起意学习俄文。循着报上一条广告，他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俄国中年妇女，问明来由后告诉他学费是每小时一元银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课，并按俄妇指点去霞飞路一家俄侨开的书店买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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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上海俄国人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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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很多的。有一些流亡贵族，先是到哈尔滨，然后慢慢进入内地。当时哈尔滨大概有十万白俄，上海大概有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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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我们小时候，“老大昌”边上有一排俄国人开的餐馆、西点房、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就在淮海路上，卖那种很大的面包，还有像实心球一样大的奶酪，外面包着红红的蜡。我们常在那里买棒头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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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那时候工作过的塔斯社，是什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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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就是苏商，叫匝开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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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其实背后就是苏联，名义上是商人匝开莫，相当于今天的法人代表。那时候各个国家的新闻社都在上海有分社，像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我记得1949年前草婴在塔斯社工资蛮高的，像今天白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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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怎么还有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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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塔斯社办了好几样，一份中文刊物叫《时代》、一张英文报纸叫《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 War News谐音），还有一个就是“呼声电台”。我记得有一位苏联的女广播员，可以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音乐节目的是一个中国人，叫李德伦，年纪很轻，每天早上看到他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唱片出来放。1949年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到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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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草婴翻译好的稿子就拿给桂碧清去读，她是王元化的姐姐，在电台当播音员，是草婴介绍给姜椿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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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也跟傅雷先生打过交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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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主要是姜椿芳，叫我到傅雷家拿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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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那时候国民党是封锁战争消息的，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知道比较全面的情况。傅雷是通法语的，他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姜椿芳先生请傅雷翻译，他答应了，草婴就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翻译稿。傅雷比他大15岁，大概没有什么深谈，印象就是人很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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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椿芳先生当时是地下党负责人，发展了很多党员，像满涛、张可，他是先认识张可然后才认识王元化的。那个时候草婴大概18岁，经人介绍认识了姜椿芳——他早年在哈尔滨学俄文的，水平很高。上海那时候没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看中草婴，让他帮忙翻译。草婴的第一部译作就发在时代社办的《苏联文艺》上，是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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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胡风时，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草婴一个字也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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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草婴讲，知识分子要有五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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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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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代到50年代，在“以苏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翻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的党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他的翻译功力已现峥嵘。同时，他继续向中国读者引介文艺作品，像理定的《清风》，巴夫连科的《母亲》《幸福》，波列伏依的《胜利》，乔治·古里亚的《复仇者》，班台莱耶夫的《诺言》《翘尾巴的火鸡》，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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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草婴在厦门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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