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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的包装，“文革”过后，草婴与巴金先生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终未如愿。当杰出摄影人杨克林编著了上下两卷《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画册之后，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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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草婴与妻子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下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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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年完全靠稿费养家么？是不是稿费蛮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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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1949年前还可以的，后来不高。以后他们这些搞翻译的等于开始自谋生路。1954年成立了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就八个人，巴金是会长，专职翻译就是罗稷南、傅雷、满涛、梦海和草婴。虽说挂靠文联，但是没有编制，也不拿工资，就是靠稿费；但50年代有印数稿费的，每次加印还有稿酬可拿。“反右”的时候姚文元说要取消稿费，后来就没有了。“文革”以后千字50元，几十年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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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说1982年，盛姗姗是用父亲三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2000块，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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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是的，一次性付给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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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而千字50元的译稿标准，五六年没有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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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草婴写下这样的话：“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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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革”后，领导出面请您当上海译文社社长，为啥不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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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我就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翻出来，这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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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讲过这么一个看法：真正的世家子弟，在紧要关头都是蛮舍得的，钱财舍得，乌纱帽也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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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结婚60多年，我觉得草婴是一个骨头蛮硬的人—1975年那次胸椎断了，他没有资格看病，医生叫他一动不动躺在木板上半年，让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样躺了一年，稍微动一动都痛得钻心，但他挺过来了。他碰到事情也很冷静，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不肯趋炎附势，还有就是耐力非常之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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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这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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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他们当年许多一起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了，当官了。这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多作品留下来。”是呀，当官这种，过去了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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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没有什么现象是让您比较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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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比较担心的就是，现在的人比较浅薄。（盛天民问：还有呢？）呒没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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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还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比较厉害，他以前讲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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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唔唔，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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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女儿有作品在世博园里，阿要去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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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天民：会的会的，等天气暖和一点，我要推他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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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于上海写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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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她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玻璃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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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1706234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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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