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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河边有个挂甲寺，从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捞起来盖上草席子，等着家人认领。那些年间，草席不够用，天天有人投河自尽，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间绑着婴儿的女子……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种文化和教养的。冯顾两家，没有这样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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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苦难面前活下来，还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就是怀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还真不是挨下来熬过来的，是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边。我结婚时那破房子后来弄得——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不然我拍下来——挺好看的。砖垒的垛子上面铺的木板，我爱人找几块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铺上。床脚下有两个破箱子，红卫兵把盖儿都砸碎了，我会点木匠活儿，在院子里拾的木条都给它钉好了，完了我爱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个小沙发，后面有垫，下面还有流苏，欧式的那种，摆屋子里也挺好。我们只有一个柜子，也是抄家时让人砸烂了的，我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门，然后在那上边用油漆画了一些画。我当时有句话，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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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手稿、剪报，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脚尖挤在小旮旯里洗衣服的小漫画，儿子第一次画的爸爸，儿子在寄居的屋子里学弹钢琴的样子……星星点点都被保存。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时，拿得出这等对物的爱惜，对生命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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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地震的亲身体验，第一下并不是左右剧烈摇晃，是所有的东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爱人的体验是门框下边最安全，当时她摔倒在门框下，屋里屋外砖瓦下雨一样砸下来，她居然一点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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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睡在我们家，也就是长沙路那个阁楼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间，我本能地扑向儿子的小床，刚把他拉起来，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个地震也就40秒钟，可我觉得太长了。后来邻居告诉我，整个过程一直听到我在喊，像在嚎，听着很惨。但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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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挖了一个窟窿从楼上跑下来。那是凌晨三四点钟，满街的人都在跑，还有半裸的。我们住着过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爱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老灰。也顾不上擦脸，我拉着他们跑到路角一个空地，看看周围没有电线杆子会砸到他们，在一个菜店拿了个菜筐反过来，我说你俩坐在上面别动，我去看看，等我回来。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车，邻居说，你这裤衩，冯骥才。他给我一个工装裤，短，露着两截腿，都在流血。我蹬着自行车先去看两家老人，都没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转了一圈。我记得一上午转了36家，只有一个朋友腰被砸伤了我给他送去了医院。我朋友始终特别多，路上一见，大冯你这腿怎么砸成这样都是血。都凝结了，还有土，也顾不上了。大家互相问问情况，我说我们家完了。他们就往我那个工装裤胸前的兜里塞钱，说你带点钱走。一直到中午，我见着爱人孩子，跟他们一说，都没事，没有砸死的。后来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万多人。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给我塞了好些个钱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湿乎乎硬邦邦的一个疙瘩，全是汗。掰开数，一块、两块，我记得就一张五块的，数了半天71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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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我爱人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出头，“文革”十年我都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当时谁给了几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30多年过去，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人世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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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平息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个腰被砸坏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鸥相机，我借来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经历不应该让它轻易翻过去。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但凡这样的人内心都有一点伤感，他要精细地生活，要记录生活。我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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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冯骥才望着父亲用小车把家里的物件一车一车推去单位的背影，体会父亲的心情。从出生到现在，他在这座城里搬过九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四栋楼；最小的8平米。许多次，四壁皆空，一点一点垒起来。人生无常，得失聚散间，他有一种对身外之物的淡漠。于是，我们谈“贵族”和“最后的贵族”，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虚浮无根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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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是贵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是。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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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理解贵族一个是有钱，一个是傲慢，我觉着这恰恰是土豪。土豪这个词的发明真伟大。真正的贵族是一代一代慢慢养育出来的。第一代人一定带有暴发户色彩，所以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贵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他有一个不能轻易改变、带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他必须是有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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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对话：知识分子要超越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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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对于您来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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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有一次在河南，卢展工，河南省委书记，说话挺有特点的，他说：“冯骥才，怎么每年我听你观点都是两会期间？”我就笑了。因为两会时批评的声音可以传出去，平常传不了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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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届，我在政协应该待了35年，等于做了半辈子全国委员。我觉得它有几个好处，一，确实让你眼界开阔了。个人跟社会总是一个点上的接触，两千多个全国委员聚在一块儿，就有了一个更大的面。第二个，它让你的眼睛比较关注现实。文人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比较多，但常常脱离实际，政协里有很多搞经济学的，你跟他们聊天，全是数字，讲的都很实际，经济学家从来不只谈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强化了你的责任感。曾经有个牛津大学的博士生问我，责任感会不会扼制艺术创造力，我说，责任是一种社会良心、文化良心，说到底它是一种爱。还有就是，你的声音可以让最高层听见。比如说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传统节日放假，比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纳都是在两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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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政协刚开会的时候，我说政协是一个批评的场所，报纸转载很多。实际上也是，有的委员那话就是说得非常激烈，那些话媒体不会报道，但现场听得见，我也说过很激烈的话，但30多年里，没看到哪个政协委员是因为批评而出事的，没有。我跟韩美林这岁数了还在当，证明它还是需要批评的声音。如果内心真诚，表达诚恳，批评一定是比肯定有价值；如果引来对这些批评的批评，也很好，思想的价值在于启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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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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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角色有点像古代的谏官。怎样“上折子”能让当政者接受和采纳，您有什么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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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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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天津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当时有个词叫“旧城改造”。有一次政协开会，李瑞环主持，我说：“瑞环同志，有一个词，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就是‘旧城改造’。”李瑞环一听，愣了一下。我就接着往下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就是不好的；其次是‘改造’，过去‘劳动改造’也都是些不好的东西在改造，我说如果当初不用这个‘旧城’用‘老城’，不用‘改造’用‘修建’或‘修缮’，可能现在情形会好得多。”李瑞环就说：“这个词当初是我提的。”我一抱拳，笑着说：“冒犯了，主席。”全场大笑。李瑞环以前在天津市当市长，跟他打交道比较多，他很大度，而且对知识分子非常能理解。有一次谢晋对我讲，李瑞环到了上海跟知识界见面，他一进屋子，里头就鼓掌，李瑞环说，你们不应该给我鼓掌，从来看演出都是我给你们鼓掌——他对搞艺术的特别有感情。全场这么一笑，李瑞环也笑了。他说，当初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种觉悟，急于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你想老城都破成什么样了，几百年了没人修过，又脏又臭，十万人在里面，不动行吗——就没有想到城市文化的保护问题，你们现在想的问题是对的。那天开会的气氛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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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一个老城形态的非常少，我就卖了一些字画，组织了一些地方通、学者、建筑师和摄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来记下来，印了一套画册，然后每个领导人送了一本，上面都写了一句话：这是您最心爱的城市。温总理后来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写上了：这是您最心爱的天津。这部书对天津老城现在还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规划是把原来租界中心的一块区域拆了造高楼，这部书说服他们把那块保留下来，连带周围的也全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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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雕塑最多的城市，分布在云冈石窟和各种寺院里，我估计有十万件左右。当时请了国内最资深的一批雕塑家，又请了敦煌研究院摄影部主任吴健等人，把大同所有的雕塑拍了一遍——当时大同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我曾经在政协会上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不妥当的提法——最后整理出三部，跟天津一样，领导人手送一份，让他知道自个儿的家底，哪些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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