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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带灯转发过一个段子：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有百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百只，因名分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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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孙见喜告诉我，沙场也有职能部门如河道管委会管理，采用招投标方式分段承包给个人：淘沙段发生决堤洪涝的，由承包人负责；因淘沙造成河水变深而有人不知深浅溺水身亡的，由承包人负责；……由承包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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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城里的人，就看见起楼，那楼是怎么来的？钢筋是铁矿炼，水泥是开山把石头磨成粉，沙是河里淘上来，运到城里垒起来，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山搬到另一个地方，那边弄得一塌糊涂，这边道路、高楼、公园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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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和父母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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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栽下许多大树，都是乡下来的，如今乡村里的老树名树都叫人给挖走了。有主人自己挖了卖的，也有偷树的，一觉醒来门前那棵桂花树不见了。城里栽一棵树，乡下要破坏一堆，不是挖一棵就能活一棵的。长成一棵树，不容易。还有河道里的大石头，都叫人给运到城里来，成了公园石、小区石。走在西安城里，我能认出这棵大柳树是从陕北榆林来的，那块大石头是从陕南哪个沟洼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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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就像一碗汤，汤上漂些油花花，你一嘴把油花花子吸完了，汤里没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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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兴建新城镇，地方领导要业绩么。建一个新城，要消耗周围多少资源，没人想过。到最后，农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剩下一堆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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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长年待在城里的人，不注意这些问题，他光看到城里房价高、交通拥挤、就业竞争大。在我看，这些都不是严重问题。在更广大的农村，中国社会基础性的一些东西在变在塌，会危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天下观的人，会全盘看。看了之后，心情沉重得很。有时候想想，心里会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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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带灯》，是想把问题挪出来，有些话只能隐约说，咱也开不了药方。农村现在是什么样，人和人之间，包括农民和村镇干部、干部和干部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能感受得到。基层干部都像带灯这样，也好着来。可都是带灯，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写，也解决不了，但起码表达我不乐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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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说：老虎之所以是老虎，它是气场大，不用小伎俩，走路扑沓扑沓的，连眼睛都眯着，而小动物没有不机灵的，要么会伪装，要么身上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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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说：人和人之间赤裸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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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说：我随性而动很不一样地走着自己的路，这不对呀，活人不能像艺术品越特别越好。我知道我有担当能作为，而我向前走的时候必定踏草损枝践藤踩刺，虽度过了灾难踏上了道途却又有了小草枝条的呻吟，这呻吟触及我的心让我摇摇晃晃镇静不了自己。所以我也很孤独地存在着，被别人疑惑，也恐惧着也讪笑着也羡慕着也仇恨着也恭维着也参照着，看我好像很需要很离不开他们而又超然他们，谁都有机会实际上谁都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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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里有一个没挑明的，就是上一辈村长带了几百人，阻止建高速路，保住了樱镇的环境；另一个地方开了矿，富了，可后来矿掏得差不多了，地也塌了，虱子乱飞，好多人得了硅肺病或者死在那儿。到了这一辈，樱镇也要发展，引进了大工厂，但面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你闹不清他给樱镇做了好事还是做了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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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说：饮鸩止渴，才懂得什么叫循环经济。长辈为了风水宁肯让贫困着，后辈为了富裕终使山变残山水变剩水。不开发是不是最大的开发呢？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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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也说不知道。整个转型期的中国问题似乎都无解，一切秩序和价值都在混乱、摇摆和矛盾之中。作为一个作家，贾平凹说，只能提前思考一些东西。他的思考里又分明有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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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炉》写成时，他便说：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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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地说起：政治家应该多看文学作品。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常这么说。我想起后记里那句“不能女娲补天，也该杞人忧天”，不免问：哪年入的党？回：1984年。在历时三年的走访和写作过程中，他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见闻和想法，怕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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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过，如果发不了，就不发了，但我要记下来。作家都知道，当下难写。眼面前的事，你写得走样没走样，大家都看着；好多局限，你也不敢突破；还有，写当下，往往就没有文学性了。我的作品，大量都是写当下生活的，当然要求你在写法上有些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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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都》到现在，我也变了好几次。《浮躁》是传统写法，到80年代我就不想那样写了；《废都》是一种写法；《秦腔》《古炉》又是另一种叙事办法。它不倚重故事和情节，全靠细节推进。每次我看巴塞罗那队踢球，就觉得他们的踢法跟我的写法是一个路子：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看得你眼花缭乱；它消解了传统的阵型战术、防守和进攻，不经意地，球进了。但也不能老是那样。老那样写，带出一种轻佻油滑的耍玩之气，我是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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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写《带灯》，大概年纪到了，心性变了。好多年，我喜欢着明清到30年代的语言，清新灵动的，疏淡幽默的，有味得很；这些年我兴趣了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风，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书里串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7封信，你说是散文也可以，它是当下故事的超越，坚硬现实的柔软，带灯就是这么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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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时间长，当年跟我同时出来的作家好多都不挪了，我还在挪。这中间出来几拨儿几拨儿人了，现在我跟“九○后”一块儿写作。你要不变，也木办法生存，要被淘汰么。当然每次变化不可能是截然，实际上都是些小变。人这一生干不了多少事，总要突破那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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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起来也并不总自信着，也是惊惊慌慌，诚惶诚恐。大的起码改三遍，小的不停在补充。像《带灯》这后一半，前几天还在改，最后改的一句是带灯说她自己的命运：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再不改了，我怕人家（编辑）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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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半部小说，我发短信问：这一回合，文学上最难把握的是啥？“中国文学的突破和提升”做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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