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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樱花，冬天的血，洇成一片。外表干练内心文艺的带灯，一心讲政治求进步的中层干部，可敬可怜可气可悲的农民们，伴着裂变中的农村无所不在的争讼矛盾，慢慢拢成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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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稿写成，贾平凹又去了一趟“樱镇”。那是玉米棒子成熟的初夏，没见樱花。他又跟着带灯跑了许多村子、人家，看、听、吃饭，再回西安修改。陕西籍评论家、前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甫一读完，说出三字：疼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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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农民之间，大量的是为了盖房占地，或者一棵河道树在那儿争，多少年解决不了。农民和村干部之间，为的是救济款为啥迟迟不发，救灾时为啥这间房不给我算，还有干部以权谋私——小说里有一章列了各村还有哪些问题木解决，有些真是很小的事，但总是拖，越拖越多，越拖越复杂。一部分人确实是有冤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也有一部分人，长年上访之后，上面有了批示，下面一些干部想快点了事就木原则地给补贴，这样一来人就看样：闹有好处。好些人就不劳动了，倾家荡产全押在上访告状，老实变无赖了。这些老上访户也很辛苦，你跟他说，我赔你5万块钱，他说，不，我要50万。这边不停地闹，那边不停地堵，越堵越要上访，你这儿不管我跑到省上，省上不管我跑北京。上边呢，层层下压，你要把人给我控制住；下边吧，磨，应付，但实际上应付不过去，所以基层维稳队伍整天忙乱的就是堵窟窿，是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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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十几年不动窝，经验丰富，所以叫她当个主任。她会讲理，脑子快，好多话能把你镇住，也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再难的事她会处理。年轻一点刚上手的，跟农民木办法打交道。我看她对农民，该压的时候压，该哄的时候哄，该给好处还得给，见机行动，很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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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路上走来个人，满脸通红，头发胡子全奓着。我说，哎呀，这人像水浒里边人。跟我同去开车那人爱照相，但山野空旷，你突然跑到人跟前照相不好。带灯就招呼他，过来过来，啊，给你弄那个低保，照个相。那人一听，高兴得，呼呼跑上来抹抹脸让照。她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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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农民打交道得有几套本领，早些年会照相，最好是一次成像那种，马上有人给你管饭吃；有人拿个空胶卷照，就那把农民高兴的。会扎针开方看个病，一下关系也近了，农村缺医少药么。再就是把烟拿上，给大家散烟——我老家从前发生过，几个土匪在那儿坐着，一人散烟，少发一个，那土匪站起来拿枪把人打死了，伤了面子哩。在农村，人和人交往不认大原则，得小恩小惠，啥都跟你说。如果你啥都没有，说我来采访，往外掏笔记本，那人都走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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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带灯是个异数。大部分村官乡干部是想着干几年要走要提拔的，带灯没想过离开那地方，她对生活挺满意：丈夫孩子都挺长脸，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块钱，到村里还有点小权威——她有时也检点，对农民说话是不是太嚣张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很少有看书的，没那时间，也没那心境。小说里写到县里给新装了视频会议设备，发现有乡干部在沙发上亲嘴（不知视频是双向的；后来再开视频会，干部连水都不敢喝了），这都是真事。但国家政策往下落实，最后就落到乡干部这一层，他们得干实在事。1949年后，好些国民党高官变成统战对象，进了政协，底下那些伪保长全枪毙了，为啥，成天和百姓打交道，积着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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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民打交道，说易也难，到头来还落不下好。许多东西木办法贯彻下去，下边问题太多了。常常上面一尺，到省里一尺五，到县上两尺，到乡村就三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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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木事乡干部可以到村子里喝酒吃鸡，但该干还得干，尤其有个水灾旱灾啊，那是真辛苦。他们好像是风油精，头疼抹头，脚疼抹脚，受气挨骂经常的。当地干得好的很快就被提拔走了，剩下大量的是人浮于事，忙于应酬。现在指望下面热气腾腾、热火朝天，这不可能。以前有段时期大伙热气得很，也没有上访，今天有了自由，却大量的上访，农民和基层行政组织互相扯着，好多乡镇干部也是慢慢扭曲了，巴结上司、弄虚作假，对下张口骂人，脾气暴戾。带灯实际上是靠她那些跟环境反差极大的精神上的东西在支撑着，把自己从俗世烦乱中拽一点出来，我觉得她可贵也就在这儿。她的精神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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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呢？带灯和助手竹子对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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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上啥能起作用？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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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是不是有权？有呀，到村寨办事不都说我们是镇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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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把镇政府挂在嘴上，累死又能解决多少事？上访还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带灯说：起作用的东西应该是看着并没用场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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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每个村子除了有党支部、行政这条线来管，还有家族来管，有祠堂，有庙，村里还有些老者、有权威的人。咱俩闹矛盾了，要么到庙里去发誓，那有心理作用，要么请上了年纪的人来断，现在都没有了，只有法制，但法制又不健全。社会在转型，有好多漏洞。如果都依法治理，不需要什么综治办。现在农民觉得政府就是法制，屁大点事都来找政府，在那儿闹腾。但有些问题归法管，不归政府（行政机关）管，政府只好用权力来压制一些事情。现在越维稳事情越多，关键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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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办也好，综治办也好，本来应该是在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在法律边缘地带起润滑作用的，但它现在不仅润滑不了，反倒干硬起来。干硬之下起了摩擦，肯定疼痛。每次北京开会，层层驻防，一旦发现上访户，由属地领回。书里写市委书记到樱镇视察，带灯她们24小时值班不歇气，老上访户人盯人控制住，跟那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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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各级领导干部，这一项是显的，实行一票否决制，直接影响升迁。跟交通肇事一样，干部有扣分记录。这就有了专门销号的，怎么能给你把记录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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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间。到北京领回一个人，路费吃喝是5000块。北京城周围就专门有人用依维柯小车给你县上拉回十几二十人来，一车塞得满满的。县上一看，都是咱的人，掏钱，一人5000。那人拿了十来万劳务费，走了，下回又给你弄一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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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火车票实名制，一到窗口，票还没买，人就被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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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乡县省，一层层的人，成天忙得呀，就是弄这些事。维稳人员到北京领人，一天补助是300块钱，到省上150块钱，县上50块钱。据说每年的维稳费用挺高。关键是这些钱花了，问题还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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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说：实际上村民自治化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上级往往把问题搞大搞虚搞复杂，像人有病多数是可以自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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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多还是刁民多？那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小商小贩，就有了城管，水平差不多，啥人治啥人么，你让更大的官来治，恐怕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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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权力机构的，只要有点权，都在敛财，这是可怕的。二者是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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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街上，可见各路顶极豪车，多从陕北来。那是作家路遥的家乡。神木、府谷、吴旗，有煤有石油，俨然中国科威特。当地人告诉我，陕北人如今不拼车了，拼的是飞机。有位油老板，晌午在海南，傍晚有个局，驾着私家飞机就来了。还有段子，说陕北人在西安接听老家来电——在哪儿呢？我在西安。干吗呢？买房呢。那给我捎几套。据说，常有陕北人一出手就买一栋楼，所以“捎几套”。如今陕北好些地方，常有地震性塌方事件——地下被掏狠了。而掏空了地下撑满了荷包的人，大多迁移到别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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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么，就是争个资源。那些能人、有头脑的人，知道要占个先机，就富了。现在是抢，有靠财势抢，有与官结合了抢。在农村没矿没油的地方，沙就成了争夺的对象。沙从河里淘上来，成本只是一些机器、人工和运输，所以挣钱厉害得很。但河道只有那点，于是就打。我跑过几个地方，都有为争沙子械斗的。县城里还有沙霸，比如盖这栋楼，只准用我的沙，别家的沙进不来。从产到销，都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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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淘沙，你占一段，我占一段，河道被剜成一个一个大坑，河滩上一片狼藉，洗沙机成天在响，鸟也不来了，带灯也木法在堤上看书了。淘起的沙一堆堆占了河道，遇上雨季，水流不畅，加上两边堤岸根基松了，就会决堤。我老家这样，带灯那地方这样，走哪儿都是这样。如今咱国家的中小河道，都叫人给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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