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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用虚构，《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语）、事件始末（哪怕细枝末节）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案可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据自何人何书，从版本到页码，我们都备具其详，以便验核。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这当中，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倘在能力范围内，我也试予考证、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以求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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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而且越来越缺乏。虽然对历史的诚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们现实来论，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约束我们，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是有出处的，可查可考；这样，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夹带私货了，别人可以立予核实、指出或提出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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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敬畏。谑弄历史，无利可图。以历史为妾妇，呼来斥去，有时颇为快意，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调皮捣乱的学生，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历史是一位好老师，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应该注意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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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又有四个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视高明，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有时相反，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或强求、或曲解。姑举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孙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凡此，即因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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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2]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俗白地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但依同样逻辑，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当时事，当时语”，不妄自改易，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终至于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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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申陈，权为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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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议对第二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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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宏志《洪承畴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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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朱由崧 偶然的谢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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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橐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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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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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惟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盖。”[1]虽着笔甚简，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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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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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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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谜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晋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2]一语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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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震惊了全国。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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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福忠王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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