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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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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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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7]，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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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由崧这方面的生活，黄宗羲《思旧录》里面，有个不易注意的材料，那是沈士柱所写《宫词》。沈士柱，字昆铜，崇弘间名士，时牵某案受祸，“收禁南都之大内，一年有余”，就羁押在南京紫禁城。宫词是古诗的特殊品种，专写宫闱题材，沈士柱因有这段囚于宫中的经历，便觉获得了写宫词的资格，以目击者姿态描写一些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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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瑟秦筝入选频，一年歌舞号长春。烟花金粉销沉尽，肠断南冠梦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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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传内药宰臣贤，亲制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鸣聒耳，蛙声又在曲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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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马长江四面围，亲将骑射悦宫妃。那堪回首圜扉泣，落得倾城带笑归。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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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金笼唤御名，贵妃亲教调郎情。即今苦雨凄风夜，却听鸺鹠四五声。帝好鹦哥，帝号福八，贵妃因教鹦哥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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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得豪家洛牡丹，幸姬争戴折花残。沉香亭北多烽火，系马谁怜旧倚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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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小字，系黄宗羲抄录时所添小注。诗的大意，不外是讽朱由崧沉湎声色，“赵瑟秦筝”指女乐，“内药”“蟾酥”“蛙声”均涉春药，“洛牡丹”寓意其福藩来历，同时又指美女，故下句有“折花残”的引申。总之，诗中描绘与《明季南略》等的叙事，颇能验合。由于作者在“南都之大内”关了“一年有余”，他的描写就和计六奇等得之道听途说截然不同，似乎可以坐实朱由崧的“纵淫”传闻。然而，细抠字眼，我们发现沈士柱所述未必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肠断南冠梦里人”、“那堪回首圜扉泣”、“系马谁怜旧倚栏”等句，分明显示诗作于朱由崧被俘之后。据黄宗羲讲，沈士柱这套《宫词》共二十四首，分“前”“后”两组，称“前”者应为囚禁当时所作，称“后”者则系出狱后补续，以上所引五首，即属“后宫词”，那时作者已脱囹圄之外，可以接触外面的风言风语，故不能排除他所讲的，其实也无非就是酒酣耳热的坊间议论而已。但有一点却显而易见，即类似传闻铺天盖地，无论当时和后世，都是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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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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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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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处情节与沈士柱《宫词》倒可衔接上，即“落得倾城带笑归”一句及黄宗羲所注“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与“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之间。不同的是，逃入民家者仅为宫女，不是什么“贵妃”。这些宫女，对朱由崧那方面情形如何，是确切的在场者、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人数虽少，却有真正的发言权。“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算热衷，更未及于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有位流落宫外的大太监，对前首辅吴甡讲得更明确：朱由崧确有其耽乐沉迷之事，但不是性，而是“饮酒宴乐”——喝酒和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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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是真实的朱由崧。至少我觉着，一个偏爱美酒、看戏，对女人和性却兴致未必多高的朱由崧，比较有趣，比较“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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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中诚然多好色之徒——其实倒不是他们格外地较常人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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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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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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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一回也许真会“爽”那么一下子。按照宫内知情人讲述，朱由崧对女人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杯中物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男人的头号乐趣。但我们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在性事上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就刚好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11]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乃莫须有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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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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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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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12]。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13]，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而，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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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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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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