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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说他“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由此可知朱由崧文化程度不高。我估计，大概比天启皇帝朱由校强一些，不至于是白丁，然而阅读进士出身的大臣们那些转文拿调的奏章，会有相当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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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权柄尽操旁人之手，不光内阁马士英，身边的太监等近倖肯定也少不了蒙骗利用他；二是自己没见识，遇事拿不出像样的主意。两者都很要命，是“皇帝”固有之恶中看似不起眼，却最糟糕、最可怕的一点，比具体干了哪些坏事严重得多。所谓“皇帝”，命中注定，与生俱来，无待能力与知识的检验，而天生握着至高无上权力。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件事比这更荒唐透顶。我们且不说禀性的良莠，单论不读书、没学问、少见地，胸无点墨、于世间万物的道理一窍不通，而国家、百姓福祉却托付在他的身上，这种制度何其儿戏？而帝权之下，这样的儿戏竟然是家常便饭。明中期以来，白丁抑或准白丁皇帝屡见不鲜，他们有的因复杂残酷的宫廷恩仇从小失去好的教育，更多则是生来养尊处优、不思上进，一味在浮冶嬉游中厮混。比如武宗正德皇帝，天资本来很聪明，却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厌学倾向。他十五岁死了父皇，继位为君，从这天起，就使出浑身解数逃避读书和学习。我们从《明实录》看到，从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进讲”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方式维持不过月余，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皇帝的学习态度，被形容为“一日暴之，十日寒之”。[26]又过一年，正德二年三月，李东阳最后一次上疏谈“进讲”；此后，《实录》再无这类记载，说明对于皇帝的读书学习，大臣们彻底绝望，已经闭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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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基上，帝权本已是极丑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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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黄宗羲所论），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读书，这种邪恶更达于无可救药地步。假使读书，起码还留置一条对他们启蒙、改良的渠道，尽管未必奏效。跟内置于帝权中、与之俱来的恶的强大诱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实是甘拜下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有的君主，饱读饱学却仍惯于为恶，嘉靖皇帝便是这样。不过，比之于不读书必蒙昧、必顽劣，只要肯读书，终归还有别的可能。可惜通常来说，“皇帝”和读书几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皇帝”两个字骨子里就埋着排拒读书的意志，夸张一点说，不读书正是“皇帝”的题内之旨。为什么？大家但凡想想读书一事本质何在，即能了然。说到底，读书无非是求知，无非是去弄懂各种道理。读书的意愿，来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来以为善的、正确的观念，尊重这些观念，按照这些观念行事做人。一句话，读书是为了融入社会理性，承担共同的社会义务。而“皇帝”一物，生而与之背道而驰。它建于另一种原理，如用一句话做最简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27]，霸道到极点，它简直就是专为将公共规则、普世价值践踏于脚下而来，又怎屑于对后者加以学习和认识？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烦读书，视读书为仇雠，其底气盖在于此。不过从另一面讲，经过千百年荼毒，尤其明代，连续领教一个又一个近乎抑或干脆就是白丁的皇帝，中国人也终于弄懂了其中的根源。比如，吕留良案主角曾静，在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的著作《所知录》中，就说出一段有挖根意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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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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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就是无赖，他们无傍无依、耍泼使浑，除一己私利私欲，世间任何道理都不认。曾静说，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皇帝”其实就是这路货色，眼中毫无规则，将一切道理弃若敝屣；他们与普通光棍的区别，无非是被邪恶制度送上了社会顶层而已；今后“皇帝”，不能再由这种人做，必须由“知学”亦即胸中存有并能尊重道理的人做。他虽还不晓得丢弃“皇帝”名词，思想内涵却无疑已趋向于“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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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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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孝陵即朱元璋墓，明王朝祖坟，筑于钟山。民国时，上部明楼已圮塌。朱由崧入南京监国前，曾先至此祭拜，一年后，当其为清兵押俘“北狩”时，却未前来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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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旧城墙及钟山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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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民国老照片中，旧南京的外观未失，保存完整的城墙建于夯起的土坡之上，城内无高出城墙的建筑，外则尽为田野。远处钟山独峙，因为空旷，轮廓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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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了这样的趋向，读明史，才每每扼腕。我曾加以形容，明王朝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帝制史上，犹如一颗熟透的大脓包，表皮薄如蝉翼，就差微弱的触碰，脓汁便溃涌而出。偏偏在这样的关头，满清越关而入，把历史带往别的主题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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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回到朱由崧，回到这又一位“读书少”的皇帝与明王朝内在历史宿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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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情本身而言，朱由崧成为明朝紫禁城末位君主，其实是个意外，有很大偶然性和随机性。假如不是当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里篡夺皇权，又难安于心而迁都北平、同时却不敢废撤南京（因为“祖陵”朱元璋墓在此），这样形成了莫名其妙的两京制，那么，崇祯自尽、北京被李自成攻破之日，明朝便不会再有什么新的皇帝。次而假如能够未雨绸缪，将崇祯诸子早些护送南来——崇祯死前曾议论过此事——则在南京即位的，肯定不是朱由崧。从朱由崧自身情况论，他只身逃出洛阳，苟延残喘，走伏无地，也是万万不会想到居然能位尊九五。一系列偶然都凑齐了，明王朝才有了这样一位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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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又得说，偶然之中代表朱家出场对历史谢幕的朱由崧，似乎却是个不二人选，特别恰当，也特别生动。我经常想，倘若明朝以崇祯之死落下大幕，对于我们认识或感受历史，恐怕会有相当的误导。因为崇祯此人虽然毛病很大很多，但相比而言多少有点正面的东西，比如登基后迅速果断摧毁、惩办阉党邪恶集团，又在山穷水尽时能有以身殉国的刚烈之举。所以他的结局，有悲剧意味和向上的格调。假如明朝真以这样的意味和格调画上句号，凡熟悉其历史者，心里都不免怪怪的。前面讲过，一百多年来除了弘治皇帝总体尚可，明朝简直没有第二位形象不算负面的皇帝。就好比一部荒诞派戏剧，眼看要结了，冷不防出现一位不够荒诞的角色，以致整出戏有可能被安上一个正剧风格的结尾——岂不怪哉？难道历史老人大失水准，留下这样的败笔？我们正在满腹狐疑，却见峰回路转，明朝死而复活，朱由崧出场，在南京登了帝位。尤其一年后，乙酉五月，当他“以油扇掩面”[29]，由叛将刘良佐押送，擒回南京，到这里我们才明白历史老人原来耍了花枪，先前崇祯一幕只是欲扬先抑、故作腾挪；真正落幕，地点将在南京，谢幕人则是朱由崧……言及于此，笔者忍不住再次掊击历来以1644年崇祯缢死煤山为明史终点的权威然而全然不通的界说；这种观点，不光根本不曾搞懂明史，也大大辜负了历史老人生花妙笔的种种隽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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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成为皇帝本来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却做了这个皇帝；朱由崧未必爱做皇帝，然而却无奈地做了。这多重意外的后面，却矗立和凸显着某种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为朱家揖别其统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绝佳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没落、破落乃至窝窝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坏、坏到仍然恣行其恶的地步，因为它已失去那种能量。应该强烈透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息，但又不能从中传递忧伤、悲凉的情绪，因为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质上是场喜剧，并不沉重，更多地带着谐谑。在这类历史内容面前，朱由崧的杂坐酣饮、倡优俳谐，乃至山颓木坏于前而心如止水、俨然看客，身为阶下之囚却“嘻笑自如”[30]……种种形容，都再合适不过。回味整个朱明统治史，当满是尘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历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张有着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为是极为完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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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话。朱由崧更像一个意念、一个符号。在整个剧情中，他似乎是一种表现主义的存在，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人物。提起此人，我总是陷于一种恍惚：一方面，至今无法道出那张脸是方是圆，更遑论上面的眉目五官；另一方面，我眼前又确确实实晃动着属于他的非常鲜明的表情——无所谓、爱谁谁、酒足饭饱、睡眼惺忪、嬉笑自若、轻松乃至轻佻……它们呼之欲出，触手可及。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对一个人的面目毫无概念，同时却能清晰看见他的表情？而一再回味敛思，才终于意识到，我所见并非朱由崧本人的脸，我看见的是飘浮在空中的一副副面具，它们由朱明王朝某些魂魄凝聚积淀而成，环绕着朱由崧，在他脸上交替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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