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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时，是否与马、阮等预订政治同盟，明确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判断他“坏”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要点。以我对史料的研读，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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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著一致记述，甲申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虽然升了马士英的官，使其一跃而为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碗水端平，两边都不得罪。马士英虽名列辅臣，兼职却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凤阳等处军务”[19]，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务，与史可法、高弘图等的“入值”截然不同。这当然大拂马士英所盼，与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说是明升暗贬。这个人事安排，稿底应出于东林一派，但显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许的，没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决权。由此推而可知，当初朱由崧与马士英之间应不曾发生具体的政治交易，也许他暗中的盘算，未来还是稍偏于东林亦未可知。至于马士英，当然大出意外，所以才发生了后面有点逼宫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监国第五天，马士英率着他的部队，浩浩荡荡从凤阳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经过淮安时，“凡三日始毕”，阵势相当唬人。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入觐”，二是“劝进”（请求朱由崧由监国进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20]（定策过程中，史可法曾给马士英信，列出不宜选择朱由崧的七条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状，二来未必没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负义的意思。经过这件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督师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21]，终于完整地接过史可法的权力。从这个过程看，朱由崧与马士英并非沆瀣一气，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他这并不出于政见。对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关心什么倾向。在国家兴亡之类问题上，我从他那儿始终只看见局外人心态。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码摆脱流浪的困境，至于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而已。朝堂上的纷争，他多半只是察言观色，顺势而动，并没有什么立场、主张意欲坚持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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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马士英证明自己足够强势，他便顺水推舟，对后者唯命是从。他虽坐在皇帝位子上，内心却真没把自己当皇帝。这个心理我们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为了当皇帝来南京，而是由于当皇帝有各种的好处。幸好他是这样的心态，否则真把自己视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为着志不能伸、受人摆布之类苦恼，长吁短叹、郁结不舒。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烦恼，很知足很快乐，没心没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戏剧演出。在他而言，这已是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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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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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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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落实的他的劣迹，主要就是享乐主义的生活内容和生存态度。在马士英、阮大铖辈看来，一位以饮酒、看戏为极大满足的皇帝，实在也是再省心不过了。阮大铖的高水平私人剧团，令朱由崧的南京生涯差不多就是一次跨年度的漫长戏剧节。某种意义上，对戏剧不可思议的痴迷“拯救”了朱由崧，他把整个身心扑在这一件事上，没完没了看戏，甚至从南京逃走前一个时辰也在看戏。这种过于集中的乐趣，使他少有别的乖张之举。既没像晋灵公那样，以弹弓袭击人民取乐；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曾为自己挑选、储备十多万美女，以供临幸；更不像后梁太祖朱温或其祖宗明成祖朱棣那样，以杀人为消遣……总之，表现算是相当安静，史著里甚至没有提到他曾外出过紫禁城。他所履行的公务，仅限当朝堂需要时出面见见大臣，装装样子，讲些无关痛痒的话，此外便“躲进小楼成一统”，喝自己的酒、看自己的戏。在我印象中，闹得不像话的有两件事。一是将太后迎到南京时，为安顿太后选宫女；一是为自己筹备大婚，跟户部要钱、派太监征民女。这两件事，在他已是动静最大的了，但放到历史上看，跟许许多多前辈皇帝比，也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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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故宫午门五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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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午门又称五凤楼，楼前御沟上对应有五龙桥。图中，“雕栏玉砌”均不在，沟水秽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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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故宫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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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南京故宫午门仅剩墙体，楼阁荡然，宫外成为荒地，种着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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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的叙述绝非就他“为人”暗示什么。他的安静，恐怕不是个人性格的表现。还是那句话：终而颓焉。从万历、泰昌、天启诸帝的不安静，到弘光皇帝的比较安静，正确的理解是势之使然。前面各位早已折腾个天翻地覆，朱由崧既无折腾的本钱，也没有多少可折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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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人”，虽然观察的机会很少，但还是有一件事可供我们略窥朱由崧的“为人”。那就是“翻案”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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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明末政坛浊乱都因“三案”而生，而朱由崧父亲老福王，正是“三案”的起因。崇祯即位，将阉党定为逆案，为“三案”画上句号。然而当初曾在逆案中落水的好些人，如阮大铖、杨维垣等，人还在、心不死。现在朱由崧既为“今上”，他们认为是翻案的绝对时机，紧锣密鼓撺掇此事。先是请求寻访已被崇祯下令销毁的阉党所修《三朝要典》并予重议，继而为逆案中若干人等请恤请复，最后策划重兴大狱、追论东林诸臣之罪，把他们“并行究治”。在这股势力及舆论面前，朱由崧的态度非常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阮大铖等的主张十分切合朱由崧的个人利益，当初若非东林党人阻挠，父亲朱常洵肯定将是万历皇位继承者，而假使如此，朱常洵便不会就藩洛阳而落个惨死下场，进而，朱由崧本人亦不至缒城逃亡、沦落民间、形如乞丐。万一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与谋求翻案者们一拍即合，不妨说倒很顺理成章。但整个过程中，朱由崧的表现却意外地“有利有节”。他批准寻访《三朝要典》，命“宣付与史馆”，这相当于解除了崇祯对该书的禁令。当反对一方表示异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循循说出理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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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袁继咸言：“《要典》不必重陈。”有旨：“皇祖妣（郑贵妃）、皇考（朱常洵）之无妄之诬，岂可不雪！事关青史，非存宿憾，群臣当体朕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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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亦上疏谏止，认为：“《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至兴大狱。”朱由崧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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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之间，数十年无纤毫间言，当日诸臣，妄兴诬构，卿一细阅，亦当倍增悲愤。但造祸之臣物故几尽，与见在廷臣功罪无关，悉从宽宥，不必疑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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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相当坦率：第一，此为“家事”，从恢复皇家家族情感和谐角度他应该采取这种做法；第二，决不秋后算账，既往不咎，对当朝诸臣更不至兴狱。将这两点体会一下，竟是他所能有的最恰当反应——无意报复，这当然是极好的；但从孝道论，对于一件有损自己祖母、父亲名誉的事表示赞同，也说不过去——所以，撤销对《三朝要典》的否定，把它宣付史馆；但以此为限、到此为止，其他均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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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逆案诸人不能以此为满意，他们非得看到对立面遭到打击报复的实际效果。及大悲和尚案发，阮大铖等捏制一份“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名单，“欲阱诸异己”。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24]朱由崧没兴趣，不了了之。对袁继咸也是这样。当时阮大铖一伙对大力反对给《三朝要典》恢复名誉的袁继咸恨之入骨，疏劾他“公然怙逆”，朱由崧却及时表示了对袁继咸的信任。正因这一段的表现，对朱由崧几乎从无好评的徐鼒，不禁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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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鼒曰：李清《南渡录》谓马、阮欲以《三朝要典》大兴党人之狱，累请不允，向疑清言之为其主讳也。及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气婉而处置当，而且拒纳银赎罪之请，禁武臣罔利之非，盖非武、熹（正德、天启二帝）之昏比也。使得贤者辅之，安知偏安之不可为邪！庄烈帝曰：“朕非亡国之君，卿等皆亡国之臣。”吾于南都亦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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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议论，明显过了。朱由崧绝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不过，说他没有“坏”到正德、天启皇帝的地步，可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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