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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服素帷”，是对崇祯皇帝肃哀，同时无疑也很能在视觉上吸引和感染路人，此外还有隆重的仪仗与乐队，经正阳门堂堂正正进入皇城——起码以声势而言，大明使团重返旧都，足够尊严。这尊严来之不易，以当时明清两国强弱对比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大胜。有趣的是，左懋第在《奉使不屈疏》中向朝廷报告此事，只有不动声色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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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晚，有□礼部乂奇库来迎。臣等随于十二日早拜发御书二道，选官持捧，同乂奇库前行，而臣等随即入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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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笔调，我们知道他在内心屏息敛念、绝不疏怠，精力高度集中，随时准备新的较量，根本顾不上丝毫的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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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紧接着，当天就遭遇新的刁难——捧御书的官员没有能够将御书呈递出去，而是原样捧回了鸿胪寺。左懋第得到的汇报是，满清方面“欲以御书送礼部”，捧御书官员知道事关原则，而加以拒绝。其含义如何？陈洪范告诉我们：“（夷）以谢礼为贡，以天朝御书同于他国贡文，以故御书不敢轻与。”[52]第二天，左懋第与满清礼部官员面争，理论的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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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折之曰：此御书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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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所赍，是明朝正式国书；作为对等的国与国交往，它理应由清廷最高行政级别接收，如果交给礼部，等于明朝自降一格。这些讲究，貌似繁文缛节，其实是国体所系。所以，双方全都斤斤计较。满清方面是见空子就想钻，南京使团则严防死守。当天御书递交未成，第二天（十三日）一大早，就有四位满清礼部官员赶至鸿胪寺，“径索御书，欲先拆看，其言甚□（悖？）。”左懋第严辞拒绝，来者仍纠缠不已，“必欲即刻力索，甚至■（悖？）语云‘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左懋第“怒折之”，以上语将其顶了回去。四官员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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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一位满清大僚现身鸿胪寺。《奉使不屈疏》说，此人名“刚邦把什”，“又名刚林，具（居）内院之首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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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史稿》刚林传，此人瓜尔佳氏，属正黄旗。清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55]。崇德元年（1636）授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56]，是满清最早的“宰相”之一。但左懋第所称其“居内院之首”这一点，传中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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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清世祖实录》。有几条记载，似可验证左懋第之说。例如，顺治元年十月一日也即明朝使团抵张家湾的前二天，顺治皇帝莅临北京郊祭大典，“上衣黄衣，南向坐。诸王文武各官侍立。鸣赞官赞令排班，大学士刚林从东班升阶，正中跪。学士詹霸于案上捧宝投刚林，刚林捧宝奏云……”[57]十一月廿三冬至日告庙，“上跪，诸王皆跪，赞读祝文。大学士刚林入殿内，跪于案左，宣读祝文曰……”[58]由此看来，说刚林“居内院之首”，即无其名，亦有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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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清“内院”，也略加说明。它与明朝的“内阁”相仿，入关前已有而权限较小，入关后经洪承畴等建议：“按明时旧制，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59]提升了它的权限，赋予“票拟”（起草圣旨）的职能。雍正间，这一地位渐为军机处所代。总之，将顺治初年的满清内院视为与明朝内阁对等的机构，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左懋第坚持，所赍御书倘若不直接面呈多尔衮，至少应由内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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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院之首”被逼现身鸿胪寺，满清不啻再输一盘。两番较量，先是欲置使团于四夷馆，继而使出以礼部接御书的骗招将明朝暗降一格，都被左懋第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可以想象，当刚林虽不甘却不得不来鸿胪寺时，心情肯定谈不上舒畅。为了维持实际已然无多的心理优势，只好乞灵于徒具其表的恫吓。他是这样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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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佩刀，率十数□官至。踞椅而坐，诸□官佩刀而地坐于其左。一通使姓常，立于旁，刚邦把什盛气雄坐以待。臣等三人同出，通使谩指臣等，令坐于其右。臣等折之曰：我们从不地下坐！大声呼椅。遂以三椅与对坐。[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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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场合，这种赤裸裸的威压不光小儿科，实际也很无奈，等于承认自己无牌可打。刚林本想造成气势，结果收获了喜剧。当左、陈、马三使臣如愿以偿，每人一椅、稳稳坐下，他的把戏突然间变得何其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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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自然是一通唇枪舌剑。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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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从道义上抬高自己，一面提出各种指责，明朝使臣则逐条批驳。整个过程中有一奇怪现象，清朝方面始终由那位常姓通事大包大揽，刚林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对照了陈洪范的记述：“夷通事车令即刚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辩，通夷夏语。”[61]原来，通事是“刚林之弟”。车、常音近，左懋第或因此误以为此人姓常。我们前面讲过，刚林是以汉文获取科举功名。所以，他这位所谓通事弟弟，在此纯属多余。这又是小花招，目的不知何在。也许是避免开口以防有何把柄落于明使之手，也许是彼明我暗、有利进退。总之，装聋作哑，诡诈阴险，毫无诚意。论辩的高潮，是“刚林之弟”又以“发兵”相威胁，左懋第不示弱，答：“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那个“大”字似乎格外刺耳，对方勃然大怒：“江南不小，这是谁的话？”左懋第“亦厉声应之”：“我语也”[62]——我说的，怎么啦！据陈洪范讲，这时他也奋起抗辩：“（使团之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兵来，反以兵往！”“况江南水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至此，不欢而散，“刚陵不答，径起而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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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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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下：以上叙述难免留下一种印象，左懋第过于硁执气节，一味刚直不屈，或致使团殊少回旋余地。不是的，左懋第汇报时专门谈到，“□语虽多，臣等应之，不肯过激，以伤酬好之意。然断不肯以一语屈抑以辱天朝之体。”[64]左懋第没有把北京作为个人爱国表演的舞台，他来此是为了严格执行朝廷的求和意图，努力替国家达到目的，只有当事关国体时才不肯退让。同时，我们也看得十分明白，从头到尾满清对和谈毫无诚意，他们已经打定主意挥师南下，夺取整个中国；他们只想看到明朝使臣屈服、屈从，对别的皆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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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不论左懋第怎样努力，以及在一个又一个回合中怎样获得似乎扬眉吐气的胜利，也注定是失败者。在《奉使不屈疏》里，我不断读到一个字眼：折之——“臣折之”、“臣怒折之”……他在北京的每一天，不断地重复做着这同一件事。表面看，他干得非常漂亮：四夷馆改鸿胪寺了，斥退礼部、逼出刚林了，连满清鸡肠小肚所吝啬的三把坐椅也乖乖送到跟前……然而，把目光投向两国间的大势，突然会觉得这些奋力抗争、来之不易的胜利，那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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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使团肩负的真正使命，一个也没完成。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祭奠先帝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就连御书最终似乎也没有递交成功。满清只做了一件事：派人把使团所带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疋，全部索讨、取走，包括本应由吴三桂亲自领取的那部分赏赐，也强行要去。南京来使终于意识到，他们原以为会与某个邻国打交道，对方却只打算以强盗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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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命全部落空，责任丝毫不在使团。他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不光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事实上恐怕还超出了他们真实的能力。这时候，我们应该把话说回来。鸿胪寺、刚林、那三把坐椅，虽然微不足道、无关痛痒，但对于1644年弱不禁风的弘光政权，已是不可思议的瞬间辉煌。除了这点成就，我甚至想不起来它还有别的更风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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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清廷内院、户部等官前来强取财帛。之后，使团在北京已纯属多余。多尔衮召集内院诸人，询问如何打发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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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数日，（杳）无消息，令人密探，闻（夷）摄政王问内院诸人：“南来使臣，如何处他？”十王子曰：“杀了他罢！”（夷）摄政摇手。冯铨曰：“剃了他发，拘留在此！”（夷）摄政不答。洪承畴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夷）摄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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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洪承畴人品不错，多尔衮也算是满人中有胸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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